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约1.2亿，其中农村民工学龄子女700万，北京、上海、深圳各20万有余。有专家感叹：城市流动子弟失学问题的程度，不亚于当年希望工程所关注的农村。
为了不让这些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一批痴迷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系在了他们身上。北京有一个“棚鹏学校”，就有这样一群志向高远可尊可敬的人。
冬天了，在租赁的民房里上课，没有暖气，没有旺火……真冷，孩子们冻得发抖。一个也应该称作“大孩子”的年轻姑娘心疼得泪水在眼睛里转啊转，就把一双双小脚轮流揣进自己怀里温暖。当一个小姑娘把脚伸进老师温暖的怀里时，一双大眼睛紧盯住老师的脸，说：“把您的脚放我肚皮上暖暖吧……”
一句话，说得老师背过身去直擦眼泪，孩子们就围住她，像争抢节日礼物似的要给老师捂脚。老师当然不会把脚伸进孩子的怀里，但是，心却被孩子们捂得热乎乎暖烘烘。
这个“大孩子”似的年轻姑娘名叫黄宝凤。每每回忆那一刻，她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
黄宝凤可不是打工仔。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而且成绩优秀。丈夫叫张渊毅，是宝凤大学同学，憨憨厚厚有点木讷，是被宝凤对孩子们的热情勾到棚鹏学校的。夫妻俩来棚鹏学校之前，都在收入颇丰的公司工作。渊毅的月薪六七千元。宝凤说：“我们学校更需要你，来当计算机老师吧。”渊毅二话不说，就到棚鹏学校上班了。这一来，夫妻俩工资满打满算加一块每月才一千多元。宝凤说：“我们不后悔。”渊毅说：“我生在宁夏一个穷村子里，母亲卖粮、卖鸡蛋供我上学。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孩子们更需要我。”就这么简单，却留住并点燃了棚鹏学校一支又一支“红烛”。
在棚鹏学校附近，经常出现两个卖糖葫芦的小女孩。来得多了，引起学生们的注意，问：“你们为什么不上学？”孩子回答：“家里没钱。”
学生们就把这事报告给老师。校长黄鹤和刘红娜老师找到两个小女孩的家，和孩子的爸爸谈，跟孩子的妈妈讲，说得家长终于同意让孩子上学了，可是，学费交不起。棚鹏学校决定两个孩子的学费免一个，捐一个……这捐一个，可都是老师们从自己的工资里抠出来的。
老师们说，这是“学生们捡回来的孩子”。
说起孩子们如何懂事，如何有情有义，刘红娜就热泪盈眶。婚假结束回来上课，推开教室门，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教室布置得五光十色，像新房一样，孩子们齐声给她祝福……刘红娜说：“从那以后，我再也离不开他们了。”
有首歌唱道：“世界需要热心肠。”棚鹏学校遇到过无数“热心肠”们的关爱。
棚鹏学校创办于2001年8月，现在有学生400多名，曾经搬过两次家。有一次是被迫搬的。那也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孩子们眼泪汪汪地在院子里齐齐整整排着队，眼看着自己学习的地方又得搬，心疼得直哭。
搬家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热心肠”们的耳朵里，北京小学、北师大、北京大学法学专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大批捐助物品源源不断，北京小学捐资1万元，可调式桌椅200套，电视机10台，校服80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资53000元，捐图书室一个，电脑20台；北大捐电脑12台……
孩子们的心又热起来了。
棚鹏学校最终落脚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月桂庄园附近。校园是租的，道路、教室……全由学生们自己美化。比如道路，一砖一石，全是孩子们捡来，再用稚嫩的小手一块块铺设成各种图形。
可别小看棚鹏学校，教师们可都是一流水平的人，而且，如果没有一颗火热的心，没有奉献精神，就绝对不会到棚鹏学校来找苦受。
杨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应聘时校长诚恳地告诉他：“你是高才生，我劝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吧。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待遇、教学环境没法和城里任何一所普通学校相比，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杨涛有点犹豫了。
“突然一大群孩子从教室里冲出来，齐声高喊：‘欢迎新老师！’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歌！然后，几个个头稍大一些的孩子争着抢着拿我的行李，一个小女孩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递给我一束刚摘来的野花……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神，我真的好感动。没人安排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自发的。就那一刻，我决定把自己的理想系在这群孩子身上……”
和杨涛一样有知识有理想的“天之骄子”在棚鹏比比皆是。校长黄鹤，教师李庆丰、徐晓龙、杨健、刘红娜、王红梅、贾海霞、张景涛……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明天，祖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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