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都刺反省着政治霸业，也反省着声色繁华，有元一代，很难找出其他诗人有他那样浩瀚苍茫、伤感痛切的历史意识了。更驰名的是那首《百字令·登石头城》：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石头城即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由于是繁华而短命地更迭的六朝古都，金陵怀古自唐代刘禹锡写了《金陵五题》之后，几乎成了感慨历史沧桑、朝代兴废的诗学专题。这首词的特色是借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原韵，一开头就写得俯仰天地，大气包举，于虚空处透视六朝繁华的沉没。尤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色目词人提出“一江南北”的问题。他不仅关注南方六个短命王朝的兴废更迭，而且反省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隔江对峙所造成的豪杰消磨。“长江天堑”一词出自《南史》，它成为分江而治的屏障和跨江征伐的战场。而与南方六朝相对立的北方，除了曹魏之外，东晋北方列国和北朝诸国更多是游牧民族政权。在词人看来，这种南北消磨，引发“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的战争，导致昔日繁华的离宫辇路变作芳草鬼火相映照的阴森寂寞的废墟。充满虚墟意识的文明冲突与文明毁灭，成为这首词的基本主题。色目词人关注南北民族文化撞碰融合的悲凉的忧郁，使这首词在继承苏轼豪放词风之时另开动人心弦的词的境界。
元朝尤其到了它的中晚期，民族文化融合出现变异，绝非一帆风顺，而成为充满惊涛骇浪的多重变奏。包括汉族文化的胡化和胡人文化的汉化，在融汇过程中既持续着文化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又体现为文化行程的曲折特征，甚至极端焦虑和痛苦的特征。元朝中晚期，宫廷倾轧动摇了王朝根基，社会危机引发了遍及大江南北的农民战争。在仁宗于1320年去世，到末代皇帝惠宗于1333年登位，14年间帝位七易，成吉思汗的第11代女祖阿阑豁阿“五箭训子”，教育五个孩子像捆成一束的五枝箭杆难以折断一样的团结精神，已在宫廷阴谋中荡然无存。此时一批蒙古色目诗人还在勉为汉诗，尽管已变异汉诗形态和风气，却不会公开对汉诗传统说三道四，免得落个不够内行之讥。江浙本是文风极盛之地，那里的诗人，尤其是一代怪杰——绍兴诸暨枫桥人杨维桢（1296—1370），反而毫无顾忌地呼应汉诗胡化的倾向，挑战温柔敦厚、精工严密的诗教，断言“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参见释安《蕉窗律选序》）。他主张“诗本情性”，写作古乐府和“放律”诗，任情任性地追逐新异，使江南诗风为之变色变味。
诗本情性，蕴含着王纲震荡时代诗人回归自我的价值认定，自然它也可以有多种情性取向。苏州昆山世家子弟顾瑛（1310—1369）就沉醉于“末世的清雅”，他在山水清秀处构筑富丽的“玉山草堂”，有24座亭馆，“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在近20年间邀致南北文士七八十人举办草堂雅集。但他在兵荒野乱之中，也感受到末世人生的无常，51岁时在为自己修造的活人墓“金粟”上，举办中秋燕集，座间已有人感叹“千古在前，万古在后，生而与故人饮酒泉台之上”了。
倒是杨维桢更为狂狷不拘，诗才纵横，任性矫激。他的父亲在铁崖山上筑楼，聚书数万卷，让他在楼上读书，撤去梯子，辘轱传食，如此者五年。他因此自号铁崖。但如此苦修后，写文章还“咄咄逼人”，也是性情使然。他32岁与萨都剌同榜考中进士，外任天台县尹，因性情耿介，缺乏官场历练而难免偏激，长期沉抑下僚，只当了一些盐官、理狱官、滥学官等差遣，中间还闲置10年。岁月蹉跎，使杨维桢对官场绝望，50岁后弃官而浪迹山水间，过了20余年的风流浪子生活，出入于末世的豪纵和颓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