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标志着成年的到来。但此刻我脑子里在算着一个数字：9，是由18除以2得来的。我清楚记得，1993年10月我的病被检查出来了——“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一种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无法治愈的绝症。那年我9岁。9年来，寒暑假父母都会带着我东奔西走去看病。
也许是因为具有某些相同的命运，我非常喜欢读史铁生的作品。我感到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他也常常陷于矛盾之中，但我读到更多的是他的内心充满爱和尊严。在《秋天的怀念》中史铁生曾这样写道：“人不能没有爱，尤其不能没有所爱。不能被爱固然可怕，但如果你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暗的小路，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着你前行，但倘若全无所爱，便如那绵绵的秋雨，把你的生活打得僵冷”。
我搜集到了许多史铁生的文章。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和我所尊敬的作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因为母亲那份深沉的母爱和执著，我们终于找到了远在北京的田大夫。治疗中我和田叔叔相处得很融洽，我告诉田叔叔，我很喜欢史铁生，读他的作品常常能产生一种心灵上的共鸣。田叔叔沉默了一会儿，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问了我一句：“你想不想见到史铁生？”当时我一怔，随即回答：“当然，当然想见！”当晚，田叔叔打来电话，说已经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联系好，由陈伯伯带我们去拜访史铁生。
第二天上午，在陈伯伯带领下，我们走进史伯伯家。迎接我们的是史伯伯那热情的微笑，我向他献上捧在手中已经很久的那一束野花。我对花的研究不多，但我知道野花是生命的象征。史伯伯高兴地接过野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他的手是温暖的、宽厚的。此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原本忐忑不安的心也渐渐平和了下来。
谈话的气氛轻松和谐，陈伯伯说：“铁生，我给你带了条烟，放在外面桌子上了。”“净给我带‘毒品’，有‘毒品’都往我这儿拿！”史伯伯的幽默把大家给逗笑了。史伯伯又谈到了轮椅，他的轮椅与众不同，只需控制好扶手上的开关，就可以自由、灵活地运动起来，他还亲自给我们作了演示。据史伯伯介绍，三四十度的坡都能上去，他还笑着说：“人家都说我这是越野车”。我坐在史伯伯的对面，静静地观察着：与他的文字相比，眼前的史铁生给人的感觉似乎显得更加轻松一些，精神状态也比我原先想得要好。他诙谐、幽默，总是面带着笑容，我想他一定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难以想象他是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痛苦挣扎，然而，我却找不到一丝痕迹。
史伯伯的身体状况一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谈到这点时，史伯伯很坦然地说：“还可以，就是做透析麻烦，总得往医院跑，像上班似的。”史伯伯的话似乎说得很轻松，但一路的艰辛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对于自己的病，史伯伯是一种“尊敬”的态度。他并没有恨它、讨厌它，或求它快走，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自身的锤炼，这种态度着实让人佩服。说起我的病情，陈伯伯和史伯伯都非常关心，他们向田叔叔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随后，我又向他们汇报说，我正在读高三，准备考大学，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由于近来史伯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尿毒症很严重，每周需做3次透析，所以不便打扰太久。辞别时，史伯伯送了我他的近作，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过程即目的”。并再一次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说：“要好好考，争取考上。”“好，一定。”我点了点头。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回想着史伯伯淡泊的笑，那是在经历了人生的痛苦挣扎之后沉淀下来的一种宁静和恬然啊。回想着史伯伯对生活那种坦然的态度，我相信生活中没有旁观者的席位，我们总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史伯伯做到了，我呢？我也要努力地去做。
史伯伯曾说过：“爱和友谊，要你去建立，要你亲身投入进去，在你付出的同时你得到。在你付出的同时，你必定已经改换了一种心情，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的确，这点我深有体会。我想起呵护我多年的父母，他们为我这样一个病孩子操尽了心；我想起学校里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是他们打造着我的校园生活；我想起所有帮助和关心过我的人们，是他们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去机场的路上，田叔叔对我说：“看，意子，前途一片光明！”我抬头向窗外望去，天气晴朗起来。我蓦然发现，原来冬季也有这样蓝而远的天空，也有这样灿烂的阳光，也会拥有这样温暖而释然的心境。我会心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