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在士大夫队层中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山东是深受齐鲁文化影响的地区，山东士人受儒学的熏陶尤其深厚，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清初山东士人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倡导西学，追求实效。自明朝万历年间西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后，南方士人受其影响者较北方士人为多。在山东士人中，接受西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还是产生了有代表性的人物。明末，莱州士人毕拱辰就是最早接受西学的山东人。毕拱辰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过往甚密，并为邓玉函《人身说概》中译本加工润色，以适应中国人阅读与采用，然后为之作序并刻印。继毕拱辰之后，薛风祚可以说是山东士人中会通中西的学术大师。他少年时追随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和鹿继尊，专事理学研究，后又拜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为师，从事天文、历法学和算学研究，除将穆尼阁《天步真原》翻译出版外，还与穆尼阁合作，撰写了《天学会通》、《历学会通》两部科学著作，是最早将西方较为先进的数学和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国内的中国学者之一。因其在天文历法学方面的贡献，他与另一位天文历算学大师王锡阐被时人并称为“南王北薛”。清初，积极倡导西方天文历算的山东著名学者还有张尔岐、王士祯等人，他们在其著述中对西学尤其是天文历算学都有较深的认识。
必须指出的是，清初山东士人虽推崇西洋历法，但对西学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态度，并非一味盲从，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传播的天主教更是缺少兴趣。如薛风祚就认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他理想中的会通中西，就是在对西方科技知识加以采纳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科技结合起来，“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历学会通》正集序）。这就是说，采纳西学之目的是为我所用。又如经学大师张尔岐对西洋历法重实测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反对当时朝廷中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派士人对西学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采用对国计民生有用的西学。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西方宗教的输入，以为西方“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以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蒿庵集·蒿庵集捃逸·蒿庵闲话》）。被清初士人誉为“一代词宗”的山东士人王士祯也积极倡导西学尤其是西洋历法，尖锐地批评杨光先等人“实于西历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池北偶谈》卷四）。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深受儒学熏陶的山东士人对西学采取了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但重在对西学实用价值的追求，这与南方某些士人热衷西学并不惜改信天主教有明显差异。
读经研史，匡道济世。清初山东士人重视实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出现了像张尔岐这样的经学大师和马这样的史学大师以及大批经学、史学和方志著作。张尔岐被称为“山左第一大儒”，他用三十年时间研究《仪礼》，完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使宋代以后几成绝学的《仪礼》发扬光大。张尔岐钻研经学并非仅是为了研究古人著作，而是“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礼而不袭语录”，是“欲倡正学于天下”。他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所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找出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模式，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空疏学风的泛滥。清初山东另一位著名学者马积极倡导“以经治史”和“以史解经”，把研经和修史结合起来。马一生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集十二年之功完成代表作《绎史》。《绎史》是一部汇集和研究先秦史料性质的通史，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风俗礼仪、律令食货诸多方面。该书因“汇事则泽其颠末，汇人则备其始终”，获得后人高度评价，钱穆称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绎史》的宗旨是通过考史、证史研究经学，从先秦各类人物活动史迹中去探寻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从阐明先秦诸子思想异同、分析各国政治变化上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匡道济世、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在张尔岐、马、薛凤祚、李焕章等士人倡导下，清初山东士人研究经史、撰写志书者众多，一时形成一种治学热潮。尤其是薛凤祚、张尔岐、李焕章等山东士人力邀著名实学大师顾炎武加入到山东官府组织的《山东通志》的撰写队伍中，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力作，成为清初山东学界的一件盛事。
综上所述，清初山东士人在思想观念上所表现出的重视西学、追求实效、主张经世致用、通过研究义理来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他们既不同于推崇西学的学者们对西学的盲目崇拜，也不似实学大师们对实学思潮的热情推动，他们追求科学，主张研究学术为现实服务，但又表现出含蓄、慎重、不激不亢的姿态，展示出社会大变革时代孔孟故里士人们的典型风格。清初山东士人思想认识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倡导西学与实学，承袭了齐文化中重功利、重实效的价值观，他们重视经史研究又继承了鲁文化中重道德、重伦理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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