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梁启超与友人往来函札多通，一向为研究近代史研究者所珍视，但该书所辑梁札仍多有遗漏，并非全部。我曾见过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抄件一通，为《长编》所未收，诸种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也均未提及。函云：
读七月廿九书，具悉一是。大军以八月十八日失利于平壤，全军尽歼，丰伸泰、左宝贵死之，叶、聂诸人不知何往。二十日又在营口丧战舰五只，出我不意，彼水师曾不一毫用力也。平壤军心之溃、器械之缺、饷道之断、敌焰之雄，前于慧广带归一信已略言之。今之覆没，实意中事矣。
重伯呈请自募湘军，其折甚可观，然上必不能用也。重伯亦非真办事才，只成一篇好文字而已。想数日间倭人陆兵必达东三省，陪京之亡，在于瞬息，水师亦且捣大沽矣。此间人民咸有愁惨之色。嗟乎！城阙烟尘，乡关风鹤，百感交会，一事无成，奈何奈何！
慧儒极称孙，某固亦疑之，曼宣亦谓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尝见人，动为所慑，其在此间亦然，凡时流与之相见者，皆退而轻薄之。盖慧儒有时太自尊大，然所见实皆未莹，故每发论，动遭揶揄，此其所蔽。弟子辈欲规之，然彼甚自张而好上人，故无从进言，望长者之有以裁之也。
来谕又言，兵事虽殷，讲和亦速，十年内尽可从容。某则虑其不然。日本之来，与他国异。彼亦当岌岌之势，出死力以争此土。度其势更非英、法圆明园可比。且狡焉思启，何国蔑有？英、法忌俄实甚，若联为掎角，鼎足而立之，即谓事在旦夕可也。即外患稍缓，会匪能勿动乎！自此以往，无宁岁必矣！
某以为行道亦不在治乱。与乱世之人言，其一切富贵利欲之心早已打断，则下手洁净田地功夫可以不劳而成，人人打入自己安身立命处一想，茫茫四海，舍此罔归，则从之者亦众矣。弟子每日作如是思惟，某与长者，不知尚能相见否？但求坚定此心，令虽历千劫，皆能自立，此区区之意耳！
礼吉病复加重，益增远念。病情若何，望告。局事如此，某人言也，当以告之。来言者，事虽无大小之异，然犹恐因小失大，亦复无谓。即如办同人之事，而戕通父之生，其得失轻重当可见，又况更有甚于此者乎！虽乐天知命，正不必尔也。
某以为天地所恃以立者，固在于仁之一字，然爱质太多，不加割舍，则于事必多窒碍。某自验，颇以此为累，亟欲破除之，苦不能也。墨氏之道美矣，而不可行，欲行事者，非老学无由也。长者其许之乎？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媒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其实已经此事，此后若有来游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过风流沾被之人，多寡不关轻重，听之而已。
某决意欲移家就陕。某不自行，仍在此与孺博作伴。第究能如愿与否，尚未可知。此间事，林、麦二事【君】想述甚悉。不一一，敬请夫子大人道安！
弟子
名心叩八月廿四日
季直来云：常熟已允周旋一切，惟日来军务倥偬，常熟又病剧，已请假十日矣，恐未必能十分尽力也（季直亦往三次，始见之）。顷庆典已停。闻廿四日召见高阳，君臣对泣竟日，顷高阳亦无日不哭泣云。初翁、李二人主战，今见一败涂地，翁乃自翻前议，而蔽罪于李，两人优劣可见矣。召见恭邸廿次，惟老太太不欲见此人云。然事至今日，虽有善者，亦无如何矣！倭奴有书布告，地球中有华夏文物之邦，为北方犷悍游牧种族所占据，荼毒生民等语，实属横谬可恨。
先生有书来，可以善言谢佛山。
本函由于是抄件，无可校核，个别文字可能不准确，故在【】号之内注明正字。函虽未系年，但据函中所言“大军以八月十八日失利于平壤”等语，知此函当为1894年9月23日之作。又附言称“顷庆典已停”，按，当年为慈禧太后60寿辰，9月25日（八月二十六日），慈禧以“倭人肇畔”，决定不在颐和园受贺。据此，知此函写好后，并未立即寄发，几天后又添加了一段附言。
当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共同入京会试。6月9日，康有为因下车时伤足南归，梁启超留京。8月3日，给事中余联沅（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荒谬绝伦”，“非圣无法，惑世诬民”。疏上，清廷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复：“如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这样，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可能受到毁灭性打击。上引梁函云：“原奏语太辣，若有人从而媒蘖，亦可招大祸。”所述“原奏”，即指余联沅奏；“可召大祸”云云，则见梁启超对此事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刊行于1891年。6月5日，翁同日记云：“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同尚且如此，其他儒学维护者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余联沅的上书，正反映了这一部分人的情绪和态度。
据梁函可知，余联沅上奏后，在广东的康门弟子中有不少人主张将《新学伪经考》直接“进呈”清廷，请光绪皇帝裁决，但梁启超不同意，“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又有一种意见，主张找人上奏，驳斥余联沅，梁启超也不同意。权衡再三，梁启超决定拜会权贵，疏通关节，致电广东方面，以图缓和此事。
当时，为梁启超出面奔走的是张謇（季直）。上函附言称张謇三次拜访翁同，翁同意出面“周旋”。另据梁启超致夏曾佑函（见《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张謇之所以出面，乃是梁启超一再“面托”的结果。
两广总督李瀚章虽奉旨查复，但当时管理广东文教的是学政徐琪（花农）。除张謇外，梁启超又动员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黄绍箕（仲）、文廷式（芸阁）等人致电徐琪疏通。同时，梁启超又运动曾广钧（重伯）致电李鸿章说情。经如此一番活动后，李瀚章决定大事化小。同年12月17日，李瀚章复奏，“拟请无庸置议”。这样，就将康有为保护下来。但李瀚章又不能完全不加处理，因而就让地方官谕令康有为“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对这种处理办法，光绪帝表示满意，当日即朱笔御批“知道了”。
本函写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危急时期，所得前线战报，得自传闻，所以不很准确，例如，将丰升阿讹为丰伸泰，并讹传其战死；将大东沟海战讹为营口海战等。所述光绪帝与李鸿藻“对泣”、翁同与李鸿章、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的矛盾等情，当亦得自传闻，可备一说。但所述平壤溃败及黄海海战失利以后北京震惊的情况以及梁启超既忧“外患”，又忧内乱，立志救世的心态，则具有高度真实性。《梁启超年谱长编》称：“关于先生在中日战事起后的奔走情形，《三十自述》以外很少材料。”本函发现，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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