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现代化研究中，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长期扮演着主角。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者对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的个案实证研究和对西方中心论的深刻反思，一些研究者开始摆脱传统模式的影响，使得东亚现代化研究开始发生整体性的范式转换，“非西方化”逐渐成为研究者的主导性取向。这种“非西方化”取向，虽然是对西方“霸权话语”的一种反动，但它并不是简单地从西方“话语霸权”的一极走向“东方特殊论”的另一极，而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动员“本土资源”与西方理论进行直接的沟通、互动和对话，在全球化的场景之下实现新的理论综合。在这一学术对话过程中，研究者目前的态度应该是始终保持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态度，保持自己的对话权，注意研究概念系统的转换，并对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使东亚现代化研究由传统的“东方想象”，走向客观的知识性研究和认识。
其一要实现研究概念系统的转换。从历史上看，早在清末民初，当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大规模输入之初，即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提倡在运用西方概念研究中国社会时应注意“概念转换”问题。梁启超和梁漱溟在当时就曾对泊来的“国家”、“社会”等概念进行过深刻的检讨。但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一问题逐渐被淡化。更有甚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基于逻辑优先的原则，用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剪裁东亚历史，遂导致概念使用问题上严重的矛盾和错位，从而难以发现人类文明多元、真实的历史图景。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概念、范畴，当初主要是从欧洲狭小地区、短时段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往往缺乏普遍意义。放诸欧洲历史尚不能说“皆准”，更遑论成为世界通则？鉴此，我们应力避将未加检讨反思的“西方概念”直接地应用于东亚研究，而应在研究中融入“非西方化”理念。一方面要大力移植介绍西方的相关理论，力争对其内涵有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要意识到跨越东西方的理论移植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语言采借，而应当努力将其植根于本土的生活世界，实现学术研究概念系统的创造性转换，最终确立新的东亚现代化理论解释体系。
其二要实现研究重点的变化，即由强调“外源式”发展到关注“内源性发展”。所谓“外源式”发展，主要是指在“冲击—回应”模式下对东亚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此种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人东来前的东亚传统社会是停滞的，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外在刺激和传播，东亚是不会自行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究其实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而所谓“内源式发展”，一方面是指东亚传统社会并不是停滞的，其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内生性的“现代性因素”，具有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指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向东亚发动侵略时，“后发社会不只是摹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显然，这种“内源性发展”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否认“外力”在某种条件下的重大作用，但更坚信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
其三要实现“研究路向”的变易，即由“从后到前”的“应然式”向“由前向后”的“实然式”转变。所谓“从后到前”的研究路向，主要是指从结果向起源的推测性研究，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胜利者”身上，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做“情绪性”的夸大，并将其发展过程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应然”；而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则是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往往未经认真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将非西方国家的“前现代”视为是停滞和落后的。很显然，在这种研究路向之下产生的研究成果必然导致简单地以欧洲经验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模式，来替代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客观进程的“实然性”研究。而所谓“由前向后”的“实然”式研究路向则是从起源向结局的展望式研究，循此研究路向，可以摆脱对非西方国家情绪性的偏见，突破“东方停滞落后”、“西方先进发达”等先入为主的“定论”，承认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存在，并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平等”的研究对话，以认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真实自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寻求东亚社会变迁的“本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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