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论断，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协调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已经证明，自然科学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越重要。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绝大部分是社会问题。例如，从世界范围看，当代科技革命促进了世界的发展，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技术应用不当，也引发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危机、如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等等。这些问题不少是社会问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也就是说，当代自然科学的应用不当，即技术化过程所引发的负效应，超出了单纯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范围，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是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的。
从社会角度看，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的技术化的两面性同样会引发社会问题。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问题。他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马克思还批评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种种错误论调，如反科学技术论、政治代价论，等等。他说，“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这就涉及到如何以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观点来认识科技作用的正负效应问题。比起马克思说这段话的19世纪40年代，当今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已不止是一部分劳动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变化、道德观念的变化、高科技犯罪以及许多原来无法预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社会问题，是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从生产力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是科学技术不会自动地变成第一生产力，自然科学以技术为中介，首先要变为可操作的技术。而技术的应用要通过产业化来实现。所以自然科学与技术要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同时需要管理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参与。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与技术自身，它难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最优化的组合和作用，甚至难以进入生产过程。
就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文的关系看，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给人类带来的是祸是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技术化的过程就包含着科学应用的目的和方式。这种目的和方式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取决于如何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结合，就会变为精确制导的导弹和推行单边主义的工具；与恐怖主义结合就会变为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恐怖行为的手段。只有与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真正的人道主义结合才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的伟大力量。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人类的幸福并不单纯取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且要有合理应用自然科学与技术新成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就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
从国家的职能角度说，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个人研究的范围，变成大科学多学科的合作，变成科学集团，技术也不再是个人的生产经验的积累，而是以科学新发现为依据的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需要有正确的科技战略与政策，这个科技政策、战略和科技管理本身，也超出了单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
人类面对的感性世界是包括人与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人类常见的突发的流行疾病，它虽然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通过医学科学和相关的学科研究来寻找病因、病源和有效治疗方法。可疾病所引发的问题并非单纯是医学的，而是关系到一个社会对突发事件的控制、管理和应变机制，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与自然矛盾而引发社会问题并不罕见，它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和历史命运。在当代，由于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强化，自然的惩罚和反弹可能会更加严重。事实证明，在当代脱离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树立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下，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心理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科学的理论引导，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实际措施，扭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协调关系，使它们处于同样重要地位，则是完全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处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的认识，往往也会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样发生某种倾斜。虽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明确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但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发展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先导。社会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它在整个发展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长期混乱，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矛盾提不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是在貌似创新的新思维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则不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当然与我们的科技发展密切相关，可是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思路并不是根据自然科学原理，而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许多问题的研究是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这三大规律的研究都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可见，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哲学社会科学越重要。因为社会同人一样，也需要自我认识。社会的自我认识，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正如人的自我意识一样，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的自我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没有先例的伟大事业，更需要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来提高对它的自我认识。
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的主体能动性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可这种自由度是双刃的。正如人对自然能动性可能带来自然的负效应一样，人类在社会领域中主动性和自由度越强化，就越要求有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人的行为。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以对社会历史必然性的承认和掌握为前提的。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越不是无政府状态。人在社会发展中自组织性和自觉调控，表现的就是对社会的规律性把握。人永远达不到这一点，可人永远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就是社会与人的共同进步。这个进步过程，也同时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相结合的创新过程。
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成果，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能对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干部和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程度上作出贡献，能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作用，就能从根本上扭转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的向自然科学技术自发倾斜甚至科技与人文对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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