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笔者以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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