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北京晚报》副刊每天辟出比以往多数倍的版面，专门征集诗歌作品，顿时，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投稿如雪纷扬。所登作品，或山花树草、瑞雪春雨，或爱恨歌哭、悲天悯人，或含蓄委婉，或直抒胸臆，无不尽情抒发着人们来自生活中的一点思考、一种感触、一份激动、一怀向往、一腔情怀……特别是“非典”疫情期间，表达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民族情怀，尤其是讴歌那些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广大医务人员的动人事迹，更成了诗歌的主题，据介绍，仅五月份的诗稿就已近上万。
无独有偶，《光明日报》主办的“光明网”自2002年在主页上推出《每日一诗》栏目迄今，更收到一万多首诗词作品。每逢重要的网上直播，都会有众多的海内外网友在“光明网”上赋诗作词，你唱我和，激情抒怀，甚至形成一场“华人诗词大赛”。
两家媒体的作者上至耄耋下至童稚，既有专家学者，也有留学欧美的海外赤子，所刊之诗虽非俱是精品，但诗坛由此而红火，却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人们一提起诗歌、诗坛，“读者少”、“受冷落”、“不景气”，几乎已成常论。人们的思与行更趋于现实，生活似乎也在渐乏诗意，但这并不是诗歌缺少作者、读者的绝对理由。因为善与恶并存，美与丑同天，正因为有了丑和恶，才更能凸显美与善的可贵，有对丑与恶的憎和恨，同样也会产生对美与善的歌与呼。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共同点都离不开现实。如今的现实中有十三亿中国人正在奋斗着，奔忙着，挣扎着，欢乐着，幸福着，迷茫着、痛苦着……那么，诗歌，这种最适合直抒胸臆、传情达意的文学艺术形式，就应该，也必然会作出反应。
再者，我国自古就是个诗的国度，并产生过无数诗歌大家，而且许多作者和诗歌均产生于民间，如诗经、乐府中的许多佳作，以及历代民歌、歌谣等，其“初稿”都是来自于底层。写诗、爱诗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传统，不管诗的内容和形式历经何种变化，但诗的智慧、诗的思维，早已作为一种特有的细胞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从这一点来说，人人都有诗的情结，这情结就如同种子，只要有可播可撒的土地和滋润它的甘霖，其前景必然璀璨。两家媒体诗坛局部的红火，便是佐证。
然而近年来，翻开一些文学期刊，别说诗的篇幅少得可怜，有的连“文”都所剩无几。甚至访某某董事长、总经理，或某某企业成功之路之类的“长篇巨制”反倒唱起了主角。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副刊，干脆就不给诗歌位置。一方面是痛惜诗歌的读者太少，一方面又自己下死手“砍杀”诗歌作者的园地，不让诗歌存活，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最近又见一条消息，海淀购书中心日前举行了一场名为“睁开眼睛”的中国诗歌专场朗诵会，参加者中，不乏各个年代和不同流派的著名诗人。其宗旨是：“诗歌的写作不能再局限在狭小的范围打磨、流传，诗人不能再把自己看成先知和精英，不能再把自己像炼金的术士一样裹上神秘面纱。让诗歌‘睁开眼睛，真正融入时代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从另一个方面的切中时弊。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也应创新和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无论怎样变，都不能离开现实和读者的民族审美特点。历史上也不乏诗文变革，“建安诗歌”的那种悲凉慷慨、志深而笔长的“风骨”，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欧阳修诗文革新理论中反对的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弃百事而不关于心”而只溺于文的创作态度，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无不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试想，诗歌如果过分地追求自慰、自言自语、自我渲泄和意像、语句过于朦胧、晦涩，或只写给圈内人看，你凭什么指望读者会“广大”，并为之感动、产生共鸣呢？李商隐、李贺，他们的有些诗句被公认为比较难懂，但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名句，也会千古流传。正如一位曾经写诗者所言，“不是我们不写诗歌，而是诗歌离开了我们”。
好在改变这种状况的事，已经有人在做，且小有成效。生活中既然不乏诗意和作者，诗坛就更没有理由不千花竞放、百鸟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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