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中国的一九四七年》  毛泽东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读史心态：看战国、楚汉、三国相争的历史，“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为什么如此，他的解释是：人们固然是“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这价值何在？大概在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弱变化和从乱趋治的演进之中，最能集中地凸现历史走向的真谛，最能有欣喜的发现，最能感悟出新生和腐朽的较量过程所蕴含的历史规律。
读金冲及教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似乎印证着这个道理。让人感兴趣的是，这本史学著述，把上述道理的揭示，浓缩到了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关于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强弱易势的过程，《转折年代》引述了毛泽东的一个比喻，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前30个月是“上坡”、“到顶”，后30个月便可以“传檄而定”了。（《转折年代》第488页，以下只注页码）“传檄而定”，意思是“到顶”以后的局势合乎逻辑地顺流而下。与此相应，国民党政权方面自然是从峰顶上往下滑的过程。双方交错而过，上下换位的年头，正是发生在1947年。于是，在史学家特有目光的注视下，1947年便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格外特殊的年份。这本写1947年的书，也有了“转折年代”这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全书虽主要写一年的变局，给人们的启示，却是抗战胜利后4年历史的发展理路，甚至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历史理路。所以，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在1947年12月说的那句给1947年定位的话：“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在短短的1947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奇迹般地转折？这是《转折年代》全书的立意所在。
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对人们陌生或并不陌生的历史事实所拥有的发现眼光、发挥勇气和发掘功夫。作为客观事实和已有的政治判断，1947年的重要性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是，实实在在地把这一年作为特定的历史对象进行全面的研究，《转折年代》无疑是第一部。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判断到史学研究，有一个艰苦的转换过程。政治判断是结论，历史研究需要过程。政治判断是简单明确的宣示，历史研究需要立体的描述和分析。《转折年代》很好地实现了这个转换，作者采用立体的和宏大的叙述方式，让人折服地揭示了国共双方在1947年发生强弱易势的过程和必然性。
该书的立体叙述方式，首先表现在它的视野上面。作者不仅着眼于国共双方在正面战场上的较量过程，而且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写了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失败和政治、经济上的腐败，写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理感受和生存状态，特别是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写了以民主党派为主的中间派政治力量一步步作出的新的选择，写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甚至还花了相当笔墨，分析了美国政府在对待国民党政权的问题上的两难处境。这样的全面叙述，给人的启示是，1947年的局面发展，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战场的胜利来推动的，但同时也是由中国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历史合力来推动的。这后一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恰恰为一般读者过去不甚熟悉。在这个意义上，立体的叙述，展示的是立体的全面的历史面貌，这就是大历史。
立体的叙述方式，还表现在史料的征引上。同一般的党史、革命史著述不同，作者特别注意运用持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在当时对局势的心理反映和客观评述，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更有说服力。例如，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当天宣称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书中则引叶圣陶当天的日记说：“此次宪法，一般民众固未措意，有识之士多不与承认。”（第58页）对这样的史料引述，比作者径直的议论，甚至比中共方面当时的评论，都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历史的真实质感。
大历史靠小历史积累成形和催化衍变。《转折年代》整体上体现为宏大叙事的风格，但却注意牵出一些颇有意味的具体细节，使书中的叙述具有大小结合的双重视野。例如，从战略和战役的角度讲了孟良崮战役后，为了说明这次战役对国民党政权的震撼，作者特地引用了5月16日我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74师前后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的两个讲话。5月12日，他宣称，“今年十月以前，剿匪任务一定可以告一段落。”5月19日，则口气大变：“如果再不大彻大悟，急起直追，不但革命事业无法完成，而且我们剿匪军事，恐将陷于最后的失败，整个为共产党所消灭。”（第219页）在这七天时间深刻而微妙的心理对比中，富有情趣地传达出战争变局在蒋介石心灵深处激起的波澜。
历史的转折过程，绝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都必然要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而常常是某一集团在军事、政策、谋略、人心等等方面的主观选择，决策人物的贤愚得失，在不断地更改着历史发生的程序。因此，从总体上看，历史的法则似乎是冷酷无情的，但它的演进过程，却总包含着贤愚得失推导出来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
拿中国的1947年来说，历史的严酷在于，人心向背，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能让强大者没落下滑，弱小者上坡到顶。《转折年代》全书所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根本道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最喜读到的，对后人最有启示的，或许就是强大者是如何一步步地丧失了民心。这也是历史学中一个深刻而永恒的话题。读《转折年代》，也让人觉得像是在翻阅一幅幅印证这一历史逻辑的生动个案。
走下坡路的集团，似乎总是要利用自己现存的优势，做出一些明显违背人心的事情。于是，在《转折年代》的第一章里，一个又一个的“惨案”便扑面而来：1945年的昆明“12·1惨案”、1946年2月的重庆“校场口事件”、6月的南京“下关惨案”等等，正是这些为了压制人民反内战呼声的惨案，使国民党政权在进入1947年以前，就已经失去了相当的民心，尽管国共双方在进入1947年的时候的兵力对比还是5∶1。
走下坡路的集团，总要玩一些似曾相识的离奇招术，以自障和障人。著名的沈崇事件，为掩饰责任，堵塞民愤，国民党的中央社竟然宣称受害人“似非良家女子”，甚至贴出情报网称，该女子是延安派来的特务，故意勾引美军奸淫。（第74页）为了进犯延安，却诬称延安方面要“以精锐部队南取西安，消灭胡宗南部”。（第130页）这些做法，不止是离奇了，事实上已是自毁信誉和形象。
人们要问，走下坡路的集团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显然，这不是智力问题，不是人才问题，相反，国民党政权聚集的人才密度是有目共睹的。按道理来说，深谙传统文化，并极度注重传统之道的蒋介石，不能不熟知古人反复提醒的民心向背之道，不能不熟知民心向背乃政权成败之关键。但为什么会置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而不顾，频出昏招，失去民心呢？说到底，是利益问题，目标问题，代表谁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局限的私利目标，蒙蔽着走下坡路的集团的视野，使他们难以做出清醒和富有远见的判断。
于是，读《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给人们的最大启示，依然是这样一个命题：代表谁，就能赢得谁的心，代表多大范围的利益，就能赢得多大范围的民心。这就是中国1947年的历史谜底。
金冲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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