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洲，男，同仁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1963年1月出生于甘肃泾川县，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王毓洲博士一直站在最前沿，并且他还是北京市非典专家组成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际，在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日子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唐突。对许多人来说，加入共产党是追求进步、顺应潮流之举，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但对我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观念转变和思想进步。
对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从记事起，我们总是经常参加各种各样大小会议，会场上插满了红旗，鲜艳的党旗、国旗随风招展。上小学，我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听老师讲刘胡兰等英雄事迹、听老红军讲革命故事，听贫下中农讲“忆苦思甜”，每一次我都感动得直掉眼泪。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党旗和国旗仍然心跳不已。
在上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一段的很长时间内，我总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而党派是有阶级的。从事科学研究应当视科学为神圣，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应当以阶级的角度来判断。对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参加党派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过多的政治活动会占用有限的科研时间，另外，很多政治学习内容空洞，形式主义严重。
当时我想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医生，是否入党并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为了科学事业，也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美国的航天飞机上天，有很多志愿者，在SARS流行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医生也能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我国许多医护人员，他们其中不乏群众，也表现十分出色。1998年我进了梦寐以求的协和医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也看到许多老教授、全国知名专家，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为我国的医学科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要问我是如何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及对上述想法有了重新认识，我感觉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些著作的研读和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深入了解；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开了我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困惑，使我感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实践活动不再抽象，而变得具体、明晰起来。
1989年，我第一次有兴趣、以非常理性的形式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出，我觉得有必要搞清楚某些概念问题。当我不经意地开始阅读后，我发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在资本论中的精彩论述，逻辑性是那样地严密，推理是那样地充分，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也完全信服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至死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我接着又仔细阅读了马列主义的其他著作，重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原来仅仅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的哲学、党史内容有了深刻理解。我感到如果没有主动性，就会觉得党史很枯燥，今天记住了，明天也会忘掉。可是当我想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从十多个成员发展壮大，最后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过程时，我感到我如同在读一本有趣的小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当时我感到非常兴奋。“三个代表”中有关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一种承认和肯定。“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后，文化创新和科技工作第一次被列入我们党的行动纲领中，那么知识分子从事的工作和对工作的完美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就统一了。
2001年博士毕业后，我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组织考验我。这时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超越了激情后的理性的选择。我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我觉得加入共产党，对自己的行为、表现会有更高的要求，对自己从事的医疗工作会有促进作用。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那么我在今后的科研过程中，会自觉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除了要有一名科技工作者所具备的科学研究的奉献精神外，我还要承担起党和人民给予我搞好工作的责任。现在我也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做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否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已经意识到，科学研究也有政治意义。其实科学研究有较强的国家性和阶级性，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科技进步，我们发展了“两弹一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从而维护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的生物、医药健康等现代技术成果的转化，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我是一名党员，我会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优先考虑自己的科研项目问题，争取最大程度地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