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路程，尤其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不断给社会和读者奉献众多的优秀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突出的审美价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发展中几乎都有许多著名或经典的文学人物超越了时空、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哺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几十年来的人物形象画廊中，虽然不乏名重一时的著名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物形象却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或是由于文学人物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或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苍白，往往导致文学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经典、波及一时后很快被读者遗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质量。因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渐渐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占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文学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文学人物形象有极大关系。
我想，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构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人物大多数尚属“平面”，而非“立体”。一方面，文学人物太过于粘着生活，作家对人物的体验难以超越物质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难将我们带入一个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间，人物对于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构性”的不是“建构性”的，简言之，人物可供阅读、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对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通过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是“现实”的，而非指向未来。对人物的叙述执着于“现场叙事”，难以走向诗性叙事，因此也就难以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
具体地说，审视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有许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对人物形象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人物是作家源自灵魂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人物支撑着整个小说的叙事、故事、主题。诚然，许多在叙述艺术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会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语体风貌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时间隧道并震撼人们心灵且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文学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写作，尤其一些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年轻作家，将创作的重心倾斜到小说的技术层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大多将作品形式感的强调置于首要的位置，小说似乎更像是“小说”了，却一度忽略了文学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来，文学的“潮流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也是导致缺乏独特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等创作潮流与倾向。由于作家多从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出发，确立创作动机，以某种“观念性结构”来表达当代社会和人生的见解，就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潮流化”必然导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同时，读者审美层次的差异，阅读中的“文化从众”心理，读者间的相互影响，使一些人物形象被传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时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的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也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四是始于80年代的“先锋叙事”，虽然对中国小说而言是一场“叙事革命”，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在叙述中不再是被作为具有独立意义和特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几乎与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相等同，发挥着“符号功能”的作用，意义的缺失，使文学人物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五是市场化、商品化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人们的精神理想褪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极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表达的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说到底，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层的内涵，使文学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我认为，首先，当代作家应自信地建立起创造经典和“不朽”的信念。创造经典的信念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终的心理保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并用心灵去体验现实，精力弥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调动自己的潜能去努力探索，伟大的作品和文学人物才能出现。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深厚历史感和崇高价值观的日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甚至个人隐私也成为主要的文学内容。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气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人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三，在所谓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我们要克服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中的自我偏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一个新的凝聚点，把有关民族的文化想象、文学想象全力倾注到“中国”“中国人”上，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形象的独特个性，像鲁迅那样，不断去发现“国民品性”的优劣，进行“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铸”。一位法国学者曾说，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了。第四，近年来，许多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小说创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认识“创造典型”，以及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哲学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贾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学者还分析，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以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的和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还没有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和托尔斯泰、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样，属于哲学小说家，可以说，没有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须普泛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世界级的文学人物。
总之，文学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转变剧烈的时代，作家尤其需要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深化。文学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实现时代所赋予作家的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创造出更多的能体现历史厚重感、经过深刻的思想透视、有着直面人生勇气、艺术刻画精湛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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