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士梅在《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刊于《史学月刊》二○○三年第五期）一文中根据对唐代墓志的分析，指出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一部分礼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有金刚般若、法华、维摩等经，尤以前两种为最。唐代妇女崇佛原因很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崇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何卓恩在《国学保存会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革故鼎新》（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二○○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考察晚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学术流变，国学保存会应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个案。国学保存会在维新势力着力推动引进西学、实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情境下，另辟蹊径，通过倡导古学复兴，借鉴新知以反省和颠覆日趋萎缩的旧式传统学术，再造新式国学，着力从中国传统内部推进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无论其直接动机和最后成绩如何，这一努力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范式多样化的意义。
瞿林东在《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刊于《学术研究》二○○三年第四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史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而章太炎则是从理论上比较合乎理性地阐明史学演变问题的第一人。第一，他对传统史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未作全面的否定；第二，他认为新的历史撰述应把中西作史的优点结合起来，如“义法”与“事迹”相结合、“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新思想”与“古经说”相结合等。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而且有历史价值。
李付安在《“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二○○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而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工作重点的转移受到“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二是“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三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四是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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