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肆虐的日子还没有完全过去，花山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一套三册的“纯情视线”丛书。三本书以不同的体裁，共同地将关注点聚焦于SARS。以如此快的速度，来反映一个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体现了编者和作者的想象力、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面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挑战时所具有的自信和勇气。而水土所著的《非典时间的爱情》这部长篇的、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写作难度要更大些，对作者的检验也更严酷些。
我对水土的了解不算多。我知道他在邯郸工作，职业是记者。我读过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写得相当不错，《村里有台拖拉机》还获得了德国的歌德文学院奖。老外的文化眼光可能与中国人有异，但他们的文学眼力决不离谱。一位会写小说的记者，客串一把报告文学，并不令人诧异；但写出过优秀短篇小说的水土，能把一部赶时间的长篇报告文学写到这个份儿上，仍然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
小说要真实，报告文学更要真实。真实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底线。但小说的真实和报告文学的真实，又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难度。小说的真实好比在广场上跳舞，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但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稍有闪失就会被人看出破绽；报告文学的真实好比在舞台上跳舞，活动空间小，并且在众多灯光和视线的聚焦之下，稍有破绽很容易被较真。小说的真实是虚构的真实，报告文学的真实则是重构的真实。我们常能看到一种报告文学，所用的素材都实有其人其事，但整篇作品提供的却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水土的这部报告文学，虽然较多地使用了二手材料，在对钟、黄两家的叙述中还有一些类似小说的写法，但整体上却构建出一个真实的、但又不等同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世界——有没有这个“文学世界”，是报告文学与长篇通讯的分水岭。
在既往的报告文学中，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常喜欢作深刻状。其中也确有好的，但就多数而言，往往是“报告文学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报告文学的素材，通常并不适宜于进行文学的思考，而要对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甚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去做文学的思考，难度是很大的，事实上往往是搞文学的人在那里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专业性的思考，还打算思考得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专业人士更“深刻”，想不让上帝发笑也难。水土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识。SARS事件所能“提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少有的。那么多专家都在思考，而且通常只思考本人专业范围之内的事，还有那么多问题迄无答案。水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聪明也很简单：多说事儿，少说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后一章似有蛇足之嫌）。
SARS来得太突然，也太蹊跷。当然，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很多思考，很多思考又产生了很多的结果，同时又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如果有一些现在看来很“深刻”的思考，两年以后回想起来，连普通人都要发笑，那很正常。很多的思考结果（包括一些已经被称为“结论”的东西），迄今为止仍不过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猜想，它们“看上去”“应该”是对的，你也举不出否定它的实例，但又无法严格地证明它。我们提到这场疫情时，已经在使用“灾难”这个词了，但它究竟是一个孤立的灾难性事件，还是仅仅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头，甚或是一个更大的灾难的一小部分？这之前，有艾滋病，首例确诊在美国，但现在人们普遍相信，这个病是非洲一些地方的人吃黑猩猩肉吃出来的。现在人们也普遍相信SARS与吃果子狸有关，但又说不清怎么个“有关”法，于是就有专家出来说禁食野生动物不能搞一刀切。那就接着吃吧！正是我们这里有人讲SARS与宠物无关的时候，美国出现了“猴天花”（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很快就不再译为“猴天花”，而是一致改为译作“猴痘”，以便人们联想到的不是致命的天花，而是较为温和的水痘），据信此病来自被当作宠物豢养的土拨鼠。于是中国人就松了一口气。
中国人只是养猫养狗，谁养土拨鼠？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某时某地，曾经有过一次养蟑螂成风的事！
相比之下，更经得起时间“考验”，或者说更能历久弥新的，是那些很原初、很具体、很细节的东西。水土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为我们记录下大量的“小人物小事情”，并且记录得既真实细腻，又不动声色。整个文字既有适度的情感投入，又保持着冷静客观。他更愿意提供的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思考的资源。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需要做一些新的思考时，这些小人小事很可能成为宝贵的材料，甚至成为重新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当我们重读李金库的故事时，我们会想到“那时”这种事很普通，“逃难”回家却被“隔离”在村口之外的人，得以百万计，这一类“动人事迹”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你可以说管理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可以说当事者以“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觉悟”，接受了这种安排。但是我们又会想到，从他们打工的地方回家，路可能很远，要使用多种交通工具，接触很多人。按管理者的本意，无疑更希望他们留在打工的地方，但这一点做得并不成功，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宁愿忍受村口外的“煎熬”，也不肯留在原地。这是为什么？你可以慢慢思考。相比之下，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似乎更应受到称赞，但媒体却很少关注他们。这又是为什么？你也可以慢慢地思考。当我们重读张积慧们的故事时，可能会产生和现在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SARS疫情退潮之后，那些长期困扰我们的医德下降问题，医患关系紧张问题，还会继续困扰我们，你还得慢慢思考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就在SARS临近退潮时，人们已经在议论接受教训，在议论把什么什么“保持下去”。好的东西真能保持下去吗？就说我自己吧，我不能不承认现在洗手既不那么勤了，也不那么认真了。一些非常措施也要保持下去吗？我注意到近日已有媒体报道，某市政府主管官员明确表示，SARS过后社区仍要进行封闭管理，“围墙要砌严实，多余的门要堵上，人员出入要凭证，外来车辆出入要换证”，如此等等，看来，SARS之前克服重重阻力才取得有限进展的“拆墙透绿”，要被SARS“一风吹”了。那么我们究竟能接受哪些教训呢？有人说，这次SARS最大的教训就是要“以人为本”，而在这些官员的骨头缝里仍然充满着“我分管的工作最重要”。
水土引用了罗曼·罗兰的话作为本书的题记：“我惟一的才能是当星星过去了，毫不犹豫地抓住它的一点‘余辉’。”这话引用得棒极了！“余辉”就是那些很原初、很具体、很细节的东西。后人可能无缘亲睹、我们也无法再现那星星，但后人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余辉”，来认识并反复思考那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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