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藏书》的闲话

《闲话藏书》&nbsp 陆昕著&nbsp 学苑出版社

有了书乱堆乱放，没个章法，只能算是个旧书破书的爱好者和搜罗者。

我爱好旧书，却很有些时日了。从1954年考上北京师大附中算起快五十年了。那时每天路过琉璃厂，有事没事都爱到旧书铺转一转。当时松筠阁、来薰阁、富晋书社还都在，老板、伙计对待来客不论长幼也都和气。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在那里靠着书架子看上半天书，也不会有被轰之虞。富晋书社以卖解放前平装书和解放前后旧杂志为主，我去得最多。在那里我买过五角钱一本的三十年代龙榆生编的《词学季刊》和五分钱一本北大学生1957年上半年编的杂志《红楼》（1－7期，右派学生的作品，大多发在这个刊物上）。有一次我和张炯同志说起（该刊有他那时写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他问我还保留与否？我说送了同学。他很遗憾地说：“留到现在成了文物了。”

另一段值得回忆的，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琉璃厂开了“内部书店”，设在海王村的西廊（现在已把西壁打穿，店门临街，改为公开书店了）和北楼（现在卖碑帖和港台书）。1972到1974两年多我几乎是日日光顾淘书。那时的旧书还是1965年定的价，与现在的书价比较起来不啻天壤。记得我只用了两角钱就买了一本何其芳先生的布面精装《汉园集》。后其芳先生说，抄家抄得连自己写的书都没有了，我就送给了他。北楼的一些明刻书是一元钱一本。一部残的欧阳永叔集二十五本，价二十五元。可惜那时只挣54元钱，吃饭养家外没有多少余裕，否则不知搬回多少被家人视为的“破烂儿”。那是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至今思之犹感温馨。

《闲话藏书》不仅说“藏书”，而且用很大的篇幅说买旧书，而旧书的事大多发生在琉璃厂，读起来非常亲切，使我有再度重游之感。

语云：三辈子做官，才懂得吃穿。任何文化积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藏书”就更是如此。作者谦虚地说，他不是世代书香，而是“世代书箱”。实际上从陆昕的祖父（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陆宗达）一代开始藏书，其父继之。这在当世已经不是很多了（我的记忆中，开始识字之时，我家只有两本半书，一本《名贤集》一本《皇历》半本《三侠剑》）。尤其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后没有多大损失的，更是凤毛麟角。陆宗达先生专攻训诂学自然专买线装古籍，陆昕的尊翁陆敬先生曾服务于公安系统（后到北京师院教书）喜欢侦探小说、林琴南等以流畅的浅显文言翻译外国文学（有独特风味，与用白话翻译的迥然不同）以及旧画报、外文杂志等。到了陆昕，在新文学方面再加以补充，可见他的“藏书”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涉及面极广，所以尽管陆昕先生不以版本目录为专业，但从其家学、家中所藏书籍及购书经历，是完全有资格写这本《闲话藏书》的。书中涉及到版本学目录学的一般知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买书的经历、体会和趣事。

《闲话藏书》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是行文通俗，一是叙述亲切。

讲版本目录的书多是老辈人写的，行文多是文言或半文言，并大量征引过去版本目录学家文字，自己只是加上些言简意赅的按语，所谓“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保持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学风。在认定版本年代上，老辈人多爱讲个人感受，仿佛向陌生人介绍在万里之外的朋友。介绍者熟稔于心，滔滔不绝；而听者懵懵懂懂，如堕五里雾中。所以一些爱好文史的年青人视版本目录的著作如天书，不敢问津。而本书把既往的版本目录学家的研究都化作自己的理解，用很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分成两人对谈，有问有答，化解了初学者的许多疑问。这种写作方式是便于初学的。

在线装书流行于坊间，还是许多人的阅读对象的时候，有些概念并不是版本学家要解释的问题。现在线装书几乎都成了“文物”，连读文史的研究生都很少接触线装书的情况下，一些通常的词汇也成问题了。如“版心”“象鼻”“鱼尾”“黑口”“白口”“白麻纸”“黄麻纸”“写刻本”“软体字”等，过去讲版本的书一般不会解释，因为凡是读书者都懂。现在年青的读者遇到这些会似懂非懂的，因此作者或借助图板，或借助文字加以解说。既通俗，又细致。

叙述亲切是指书中多结合自己的购书的故事来叙述，使人有临场之感。我已经近二十年不像过去那样去旧书店淘书了，读了《闲话藏书》使我回到三十年前。他在写到淘到管庭芬手校手抄本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那种初得怕假，确定是真以后，又因为没有交钱而怕失去的情景我也完全经历过（1974年一部《景德传灯录》我已经交了钱，被某老店员看到还要收回呢）。这类亲切有趣的故事充斥于书中，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而且增长了许多与书有关的知识。

书中专辟一节讨论“市场经济中的古旧书收藏”，我以为很有见解。我之所以放弃了古旧书的收集，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古旧书市场。现在书价的不断的膨胀，而我淘书总是有进无出的。这样工薪阶层就很难长期地徜徉其中，原因至简，那就是钱有尽，而书无穷。过去像傅增湘先生那样居高位又有家产的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在这方面陆昕兄许多体会值得喜欢收藏、但又钱财有限的人们借鉴。

《闲话藏书》中涉及得当今的故事，有以讹传讹之处，如书中谈及“书的命运”，引孙楷第先生事，有些与事实不太相符。孙先生是文学所古代室的研究员，专攻通俗小说。文革当中，文学所没有抄他的书。执行林彪一号命令时必须下干校，孙先生有书一万余册，所里答应给他一间小房储存书。不料家人把这一万多册书卖给了中国书店，书店给了数百元，但并未向孙先生说。74年孙先生返城，所里研究工作有所松动，孙先生这时知道书被卖了，很着急，因为他的一些想法写在书上。向中国书店商量把书赎回。中国书店要价巨大。孙先生没有钱，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办公厅有所批示，表示关注，希望能从中国书店把孙先生的书赎还。书店得知此事，赶紧把孙先生的拆散卖了。解放军政治部的某位爱书的领导买到一些，看有孙先生的藏书印，找到孙先生请他题签。孙先生得知书已散，从此一病不起。八十年代中去世时，当时的所长刘再复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字，抱恨而逝。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杨镰兄后来帮助整理孙楷第先生遗稿，知之犹详。随笔附记于此，以正外界听闻。对于本书来说这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