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加快我国技术创新步伐，前几年，原国家经贸委所属242家应用技术型研究所及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实际上，在中央和地方还有大量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所及中心等已经或正在进行转制工作。在这方面，中科院走在了前面。在该院所属12家技术开发型研究所及事业单位的转制中，完全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核心是以产权清晰为切入点。从1999年至今，他们在转制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或可为目前正在走向这条路的其他应用技术研究单位提供借鉴。
转制，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也就是将这些单位推向市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的指示和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1998年，中科院领导层派员到南方有关省份深入调研，最终决定启动院内十几家事业单位转制。
从1998年开始，中科院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一个研究所大约每年能得到上千万元增量资金支持，但是，属于应用技术型的这12家研究机构却进入改革转制序列。原本都是中科院下属单位，人家有增量资金支持搞科研，自己却要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种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
北京科仪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鹤鸣向记者回忆起当年转制情形时说，转制，首要的是克服心理障碍。北京科仪中心过去一直生活在事业单位的壳子里，但它的本质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下，不转制肯定不行。大家都明白要打破大锅饭，认识上没有问题，但真的面临自己要转变身份时，脑袋却又一时转不过弯儿来。
中科院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院长杨柏龄、高技术产业局局长赵勤等多次深入北京科仪中心等转制单位，向干部职工宣讲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讲解中科院体制改革的思路措施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在院局领导的推动下，金鹤鸣和领导班子成员把自己闷了整整三天，反复学文件，反复思考，最后终于想通了：转制，宜早不宜迟，早转有利于把握市场机遇。
中科院另一家转制单位，沈阳科仪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震霖也感慨良多。他说：我们中心2000年以前遗留问题较多，在那种情况下，院党组决定我们转制，当时院局领导都来沈阳做我们的工作。开始时我们有抵触情绪，想不通。后来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不转不行。思想上通了，于是，我们搞了全员下岗重新聘任，事业单位的工资、级别全部废除，按企业要求搞。由于是市场经济大势所趋，我们的实施办法又是公平的，得到了全体职工的赞同和职工大会的批准。有40多人在重聘时下岗，又把长期不上班的2人除名，有才干的人被安置到重要岗位。随着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现在看，转制为我们这个曾经面临困境的单位带来了发展机会。
转制的一大困难来自于对老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安置。老研究人员、老职工、离退休老同志担心转制会使生活待遇降低。12家转制单位在院里支持下，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多数单位都尽力解决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加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由于12家转制单位体制改革有些超前，一些地方的社会养老等保障措施一时还未跟上，所以，转制单位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有关配套措施，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12家事业单位转为企业，采取的是一步到位的做法。据了解，这12家单位转制工作于1999年启动，2000年7月被纳入国务院部委所属科研机构134个转制单位计划。到2001年12月，中科院所属的北京科仪中心、沈阳科仪中心、成都有机所、成都计算所、沈阳计算所、北京软件工程中心、北京建筑设计院、成都科仪中心、南京天文仪器中心、科技物资中心、广州化学所、广州电子所等已完成工商登记，依据《公司法》设立了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这种转变涉及清理国有资产，涉及产权改革，因而转制工作做得十分彻底，同时也更加困难，更加复杂。
记者近日采访了几年来一直关注中科院转制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他评价说：中科院转制工作有新的思路，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坚持下来了，总的看是成功的。作为应用型研究，与基础研究有很大区别，应用型研究成果的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来实现。因此，中科院让12家应用型事业单位独立地走向市场，这是符合中国改革大方向的，也符合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再有，我国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十多年了，在这个框架下的科研机构转制，我认为要努力做到一步到位，中科院恰恰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先转成传统的国有企业，然后再建立公司。陈清泰说，转制后的科技企业关键是要按公司法运作，如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等一套科学的治理结构，还要建立新的用人制度和激励机制。同时也要注意做好社会保障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中科院转制单位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