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福建莆田市莆仙戏剧团演出的莆仙戏《江上行》，不能不为该剧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思所折服。它不落传统戏常见的“负心汉”、“痴情女”的俗套，也不靠时髦的“多角恋情”增色添香，而仅以一顶旧笠为线索，一叶扁舟为背景，把一段爱情悲剧表现得如泣如诉感天动地，把一个船家女子的性格塑造得光彩照人。
《江上行》取材于话本《警世通言》。原话本中着墨不多的刘宜春，在《江》剧中被剧作家推上了焦点位置，赋予其美丽、善良、自尊、自强的闪光个性。尤其是剧作结尾的处理，看似意料之外，实乃情理之中，是全剧的点睛之笔，也是刘宜春性格特征的集中体现。
刘宜春是自信自立的。在情感的航程中，她矜持、羞涩，然而在不经意间，却始终把握着敢爱的航向。她三言两语说动母亲留下困境中的宋金，见宋郎在冷雨中吃着冷饭，她添热茶，缝毡笠，一句含羞的“毡笠拿去戴”，胜过多少直白缠绵的情话；与宋金在船上共度的日子里，她手相扶，心相仪，允亲事，盟誓言，何等炽热，何等大胆。
刘宜春是自爱自重的。当父母为了保护她而抛弃生痨病的宋金时，她以死相救；寻夫未果，面对阿溪的殷殷求亲和父母、船户们的百般劝导，她毫不动摇，守笠如初，何等坚定，何等执著。
刘宜春是自尊自强的。当她终于等来了荣归的丈夫，却发现此人已不再是当年宋金。名分有了，富贵有了，但心心相印的精神契合却不复存在。终于视感情、视尊严如生命的刘宜春无法容忍，风雨中她毅然选择了离去，给观众留下无边的遐想和不尽的嗟叹……
对宋金和刘家二老，剧作家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家似乎无意作简单的归类，只是凸显出他们在尘世中的心路轨迹，让他们在宜春的纠葛和碰撞中形成鲜明的衬托和比照。大起大落的宋小官，落魄时其实也不曾“随遇而安”，他的喏喏连声，他的勤勉肯干，与其说是报恩，不如说是强忍，境遇一变，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和小肚鸡肠便暴露无遗。但不管怎样，宋金对宜春的爱情仍是真诚的，他暴发后寻妻认妻也属难得。吵吵嚷嚷的刘家二老，有他朴实勤劳、舐犊情深的一面，但身在江湖长年形成的实用生存法则，造就了他们为善不终、嫌贫羡富的另一面。正是这些美丑相间、善恶互渗的世俗原型，构筑了一面面发人深省的人间明镜。
与宋金和刘家二老相比，宜春的本色更显得纯净如一。无论宋金或二老，都以他们的方式爱着宜春，同时也从不同角度伤害了宜春。最后，在富贵的诱惑面前，各自展现了不同的心态，形成了巨大反差。宋金站在金钱垒就的制高点上，颐指气使地进行精神报复。刘家二老处于追悔莫及的尴尬境地，忍气吞声地指望团圆享福。惟有视富贵如粪土的宜春，既不失态，也无怨悔，只觉陌生和恶心。爱丈夫也爱父母的船家女，最终作出“且分手天涯自珍重”的果敢抉择，宋金的精神高地因之而顷刻崩坍，一曲自尊自强的女性颂歌也终于在宜春渐行渐远的背影中圆满谱就。
纵观全剧，剧作家赞宜春、颂宜春，但并未拿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宜春。当然，宜春也不是完人，但比起眼下许多贪物欲、傍大款、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另类女性”，刘宜春多了一份人格的尊严。从这个角度讲，今天创作演出《江上行》，确有其独到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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