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发展进程中，曾有过几次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较量，但最终都是以白话文的胜利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白话文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它使语言文字及其所负载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从少数贵族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百姓人人看得懂，用得上的共同财富。就是说，白话文代表着语言文字事业的一种进步。
进步的事业，谁能不努力地为它奋斗呢！
因此，不仅是清代末年，以及“五四”以来，一切先进的知识分子曾为白话文而奔走呼号，就是在更遥远的古代，思想开明的文人学士，也都呼唤人们做文用“俗言”、“浅语”，只是那时的“俗”与“浅”，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俗”与“浅”的内涵、程度略有不同罢了。比如汉代的王充就提出过“言文合一”的观点。他认为写诗做文章，不过是“由胸中而出”，所以要尽力做到通俗，即所谓“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并“集用俗言”，“冀俗人观书而自觉”。宋代的修辞学家陈，在其传世之作《文则》一书中，一方面举例称赞《礼记》的“非纯格言，间有浅语”的优点，一方面则指出：“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古人之言，后世不能尽识，非得训切，殆不能读，如登崤险，一步九叹”，因而，对于那种生在当代，而偏要“强而学焉”“搜摘古语，撰写今事”装古人腔调写文章的人，陈予以了辛辣的讽刺，说这种做法“殆如昔人所谓大家婢学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也”。
王充也好，陈騤也好，他们都是博览古籍、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王充是众所周知的，自不必赘言。像陈騤吧，就曾以“绍兴中举进士第一”闻名当世，并最终供职于枢密院且参知政事。作为距今已近千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古代文人，他们一方面努力汲取众多古籍中的丰富知识，一方面又从读古文而感到“诘屈聱牙”的切身体验中悟出必须用“浅语”、“俗言”来做文以使普通百姓能够看得懂，用得上的道理，其思想的开明，意识的进步，实在足为今人的楷模。
所以，我的第一个意见是，古文当然要学，因为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古国文化的宝藏，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尤其是有志于汉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不仅要学，而且还要努力学好。但是，说到做文章，却万万不可用文言。因为，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任何语言文字的运用，说到底都是在和现代人进行交际，自然要以使人们“观书而自觉”为标准。
第二，是从语文教育的目的来看，提倡写文言也是不恰当的。有论者以为既然讲“学以致用”，就应该允许学生用文言做文章。否则，古文的学习“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专事语文的学习、工作与研究，已43年。切身的体会是，所谓“学以致用”，其实未必都是操作型的“用”，有的甚至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用场，只是作为一种知识了解和知道而已。1972年9月，叶圣陶先生在写给一位教师的信中曾说：“语文教学的目的，一是要教会学生自己能看书读书，不断吸取精神养料，一是要教会学生把所想的东西用嘴用笔表达出来。”这里，就指出了所谓“学以致用”的方向，一是用于“看书读书，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其中自然也包括着一般的浅显的古代文言作品。能“看”，能“读”，也就是一种“用”；另一个则是“用嘴用笔表达”。现代人说现代话，自然也要做现代文。所以，我以为，叶老此处所说的表达，决不是让学生学习了古文之后，都像孔乙己那样“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更不是让学生学了古文之后，就脱离时代精神去“搜摘古语，撰叙今事”，也像“大家婢学夫人”一样地矫情起来。因此，1978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相关会议上干脆提出了关于“中学里不教文言文”，或“中学的语文课本全是现代文，另编一种文言读本，供一部分学生选修”的意见。
毋庸置疑，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师，恐怕没有人怀疑其古文功底。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大师都主张基础教育的语文要引导学生学习说现代话，写现代文，我们还有什么道理非要让身子已经进入21世纪的的学生，却把脖子拉长，使脑袋转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古代人群中，要他们无端地增加一份难受呢？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快一百年前的口号，今天再要呼起，不免有些滑稽，但在需要呼起的时候，还是要呼起。这里还是借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的话吧：“做现代人，写现代文，有现成的字眼儿不用，干嘛老掏老祖宗的兜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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