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音乐史上，这是一个奇迹。一位河南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未进过正规的音乐院校深造，却写出了《南泥湾》、《夫妻识字》、《白毛女》、《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陕北组曲》、《小二黑结婚》等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音乐作品。同时，他还坚持音乐理论研究，撰写了《中国民间音乐讲话》、《时代歌声漫议》等音乐专著及《新歌剧及旧传统》、《正确对待戏曲音乐的推陈出新》等一百余篇论文。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双璧生辉，为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涉足文学领域，写剧本、歌词，并用散文笔调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冼星海传》及一些音乐文学散文。
他，就是我国当代才华横溢、饱享盛名的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作家、河南大学的优秀学子——马可。
马可1918年出生。自幼喜欢音乐，上小学时，曾用高粱秆等自制音乐玩具，自娱自乐。进入中学后，他喜欢上了数理化，学习勤奋刻苦，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入学后，他拼命读书，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梦想做一个发明家”，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就在他进入大学三个多月的时候，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开封学界积极响应，学生们走出课堂，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马可参加了河大的游行队伍，他们喊着口号，到省政府请愿。可是，省政府却紧闭大门，森严戒备，学生们一怒之下涌向开封火车站，要求直接去南京，向中央政府面陈。没有火车拉他们去，他们占领了车站，万余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铁轨上，马可后来回忆说：“我们许多同学到车站去参加卧轨请愿的运动。我们唱着歌，忍住了寒冷和饥饿，鼓起了革命热情。”“对我来说，革命歌曲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它把我这个不问政治的好学生从实验室中拖出来，唱着‘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参加‘一二·九’运动。”
不过，这时的马可仍在做着“科学救国”梦，“卧轨请愿”之后，他又回到了他心爱的试管和烧瓶中间。到了1936年秋，已是河南大学化学系二年级优等生马可，在钻研化学的同时，突然对作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图书馆借回几大本《音乐入门》、《作曲法》之类的书，翻看了一遍后便试着作曲了。他找了一个漂亮的本子来辑录自己的习作，取名曰：牙牙集。喻自己在作曲方面正牙牙学语之意。他的音乐创作由此起步了。白天，他在教室专心听课、在实验室里专心做实验，晚上作曲。有时夜深了他躺在床上还哼哼呀呀地唱，惹得同屋同学把他赶进洗澡间里关了“禁闭”。在洗澡间里他倒自由了，干脆大声地唱，唱了改，改了唱，优美的歌声反而吸引了他的同学，他们把他从洗澡间里放出来，央求着要学唱他新写的歌子。得到同学们的认同、喜欢，他作曲的劲头更大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可发起组织了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恰在这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上海抗敌演剧二队到了开封，住进了河大礼堂。他们在开封紧张活动十来天，马可带领“怒吼歌咏队”一直跟着冼星海参加了各种救亡歌咏集会，成了冼星海开展歌咏活动的得力助手。马可还大胆地拿着《牙牙集》请冼星海指教，并讨教作曲技巧。冼星海选了其中一首二部合唱《保卫我们的平津》做了技术上的修改。这使马可十分激动，他在修改稿的眉头上恭恭正正地写道：“1937年9月10日，承冼星海先生指正并改作。”这在马可的音乐生活中，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珍品。
可以这样说，马可音乐创作的真正起点，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的感召下，在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的影响下，特别是受到冼星海的言传身教后，19岁的马可毅然抛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彻底告别了试管和烧瓶，走出了实验室，走出了河南大学的高墙深院，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踏上了以音乐为职业的革命道路。从开封到武汉再到延安，一首首富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歌曲从他笔底流出，传唱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还担负了许多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新音乐事业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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