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抗击非典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但回忆起抗击非典时期的日日夜夜，仍让人无比振奋……
佑安医院所有人都说：“一辈子都忘不了3月9日这一天。”
那天下午，佑安医院院长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声音特急，让他火速赶到卫生局开会。
开个会用得着“火速”两个字吗？可见，有重大事件发生了。果然，会议宣布“北京市已出现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人”，卫生局要求佑安医院立即收治病人，准备时间为24小时。
作为传染病医院，在疫情来临的时候，理所当然要站在最前沿。院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领导小组和指挥中心，医务部、护理部组成防治非典办公室，成立了专家组、消毒隔离组、后勤供应组……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五点。第二天更紧张：考虑到正在住院的400多名肝病患者和非典的传播特点，新建的住院大楼派不上用场，决定启用闲置的旧病房。早晨6点装修队开始粉刷墙壁，墙还没干，后勤工人就开始往里面搬病床，电工紧急布线，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护士铺好被褥再去准备抢救药品和器材。
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即将面对的SARS病魔究竟有多凶多险，在没有正面交锋之前谁也不知道。当夜12点，院领导班子成员去看了病区：病房是有了，可是病人到来后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仓促上阵后该怎样应对？
早晨8点刚过，第一位非典患者到了，他是被急救车直接送到病房门口的，戴着口罩，茫然无助地张望来张望去。护士长赶忙迎上去，用轮椅把虚弱无力的患者推进病房。
对佑安人和首都医务界来说，这是一场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SARS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SARS怕什么？SARS不怕什么？连世界顶级病毒专家都说：“我们也正在问这个问题。”
北京胸科医院是第二个收治SARS的医院。4月3日，上级要求他们把SARS病床增加到60张。铁质喷塑材料制成的床，4个棒小伙子使出吃奶的劲才抬得动。病房在二层楼上，没有电梯，医院里女性多、老同志多，连59岁的院长和其他院领导也上手带领全院职工一起干，累得一个个双腿直抖。后勤工人更是没有任何喘息时间，24小时在病房里抢装紫外线灯，加装氧气线路、改装呼叫器、监护仪。
对首都所有医院来说，这确实是一场遭遇战。
给SARS病人切开气管最容易感染病毒，应该说，是最危险的操作。地坛医院医生给一位叫李守平的患者做气切，挑出气管刹那间，患者条件反射突然猛咳几声，血直接喷在医生的脸上。医生不去擦脸上的血，赶紧接上呼吸机。刚上呼吸机，人和机器不合节律，患者在纸上写道：嗓子里不舒服，能不能把它拿走？大夫紧紧握住患者的手：“老李，我知道你很难受，可你得咬牙坚持，慢慢适应就好了。”直到老李安静下来了，他才去擦拭脸上溅满的血。
佑安医院第一个进SARS病区的护士长叫朱伟平，没日没夜一干就是一个月。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她忙了一天后刚回宿舍就接到通知，7位SARS重病人正在转运途中，马上就到医院。她没顾上吃晚饭扭头返回病房。这时医生刚刚写好医嘱，要连夜给病人拍胸片、做CT。SARS病房离单独的放射科有100多米远，外面的雨仍旧淋漓不停，朱伟平安排年轻护士在病房值守，就她自己一个人，一手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一手打着雨伞。一把伞遮不住两个人，伞便全撑在患者的头顶上。隔离服很快被淋透了，胳膊累酸了，冷风吹得她直打颤。7位病人，来来回回推了7趟，200米的来回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头儿。她觉得，那是一生中走过的最长、最艰难的路。
地坛医院“战友”们说，最勇敢的要数刘子军。他的工作是给病人插管，插管，得和病人几乎零距离接触，每插一次管，他就在挂历上画个圈，计算着自己的隔离时间，可还没等这次的隔离期过去，下一次的日子又摞上了。他怕给别人带来危害，整天死死系着口罩，边上还贴着一圈胶布，只在吃饭时才摘了，脸上勒出一圈儿黑黢黢的印迹。大家心疼地称他是“口罩脸”。
一次，刘子军来到病房，有个12岁的小男孩冲着他喊“刘叔叔，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吧！”一阵紧张的抢救后，男孩的母亲还是死了，刘子军哭了很久，他忘不了那孩子的声音。按说麻醉科是病房有事才进去，可刘子军怕耽搁事，一猛子扎进病房，一干就是12天。只要有插管、吸痰的活，他都抢着干，他对同事说：“这扛炸药包的活，你们就都交给我吧！”
北京胸科医院有个病人因血管看不清，摸不着，点滴扎不上，情急之下，护士王静摘掉隔离眼罩、手套，一次操作成功；共产党员刘悦，爱人在外地当兵，家有80岁老母，还有上中学的儿子需要照顾，但她从不提困难。瘦小的她，扛着沉重的器具，到处消毒，脚肿得像馒头，就托人买了双大号平底鞋穿上接着干。
SARS的传染性很强，常常是一家人同时发病，在佑安医院，曾经住过一个祖孙三代的七口之家。年龄最大的是爷爷，已经80多岁了，而且右侧偏瘫，一切生活起居都得护士照应。有一天，护士长孙焕芹正在发药，老人突然烦躁地拽掉了呼吸面罩，还把大便抹得到处都是，甚至甩到孙焕芹身上。护士长立即给老人清理、擦洗，还不住地安慰他。看着这情景，对面病床上老人的儿子感动得直掉泪，说：“你们做的连我们家人都做不到。”
北大医院李建平医生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回国，还没来得及去科室报到，就进了一线。
准备出国深造、机票早已买好的刘宪义接到通知、退掉机票，打点行装、进了医疗队。
友谊医院护士赵梅累得虚脱却不肯休息，下班后她摘下口罩，同伴们才发现她吐了，呕吐物堆积在口罩内，就这样她一直忍着，坚持到下班。友谊医院派来充当护理员的溥占山，在转运一名患有反应性精神病的重症患者时，不顾被抓伤感染的危险，紧抱着患者，将他安全送上救护车。
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救治每一个患者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一曲英雄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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