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化事业面向社会，是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而文化产业面向市场，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根据文化产品性质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公共产品与政府行为。公共产品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须支付费用或支付低于产品实际生产成本的费用，仍然能够得到对该产品的消费并产生效用的产品。尽管这类产品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对于生产者而言成本却大于收益，因此一般投资者往往不愿提供，需要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来提供。另一类公共产品虽然也能够由私人提供，但由于其关系到国计民生或国家命脉，而不能交由私人提供。文化事业兼有上述两类公共产品的特点，它既具有一般行业的特点，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媒体，更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其它如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一些公益性文化设施，优秀民间艺术、文化遗产，以及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等，国家必须在投入上给予保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要把文化公益事业纳入到政府基本公共财政开支的范畴。我国在发展文化事业，划分公共文化产品时，主要应考虑到我国的文化背景、文化发展水平及文化方针政策。例如，我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由政府来组织实施。但政府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并不等于国家对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包得越多越好。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恰恰相反，公共产品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样一来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二来可以发挥投资者的积极性，避免由于政府的过多参与而发生“挤出效应”。
准公共产品与垄断竞争行为。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竞争性产品之间的一个概念，它有很大的需求弹性，对准公共产品的消费必须通过有偿交换的手段才能获得，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消费中不会产生“免费搭车”的问题，因而生产者是有利可图的，不必由政府来经营；但是由于准公共产品对消费者有着与公共产品相类似的外部性，因此这类产品虽然不是由政府出面经营、但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一些盈利性的博物馆应该划入准公共文化产品的范畴，这样可以进一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与准公共文化产品相对应的就是其产品的提供者——垄断竞争型的文化企业，对这类文化企业应该政企分开，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推动其充分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
竞争性产品与竞争性行为。竞争性产品是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生产的产品，其产品数量众多，价格自由浮动，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具有完全的需求弹性，不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竞争性产品的外部性小，或者说虽然有外部性，但却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因此竞争性产品一般由投资者自主经营，政府尽量避免管制或以其它手段干预市场。与竞争性产品相对应的产品提供者就是竞争性企业。在我国文化市场中，众多文化企业均可以划入竞争性文化企业的范围，音像制品生产、商业性演出、歌舞娱乐场所、书画等艺术品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运行，并实现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目标，发挥文化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和基础作用；使其具有普通法人地位，赋予其普通法人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和政策环境。
通过以上对文化产品的细分，我们可以提出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政策措施。（1）按照文化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制定和完善政府文化行为的管理办法，确保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对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部门，应明确其非盈利性的经营管理目标，主要应由政府根据国家的文化发展要求来投资建设和经营，政府作为出资人行使所有者权，加强对此类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水平。在人员使用上，以政府任命方式为主；在经费来源上，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这些部门也要努力降低其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2）确保政府对垄断竞争性文化企业的主导地位。在政府独资或政府控股经营的前提下，应鼓励企业以市场为目标改善经营、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政府作为出资人或者按股权比例分享企业利润。对企业以政策性、公益性为目标所支付的成本政府可以以财政补贴的方式予以弥补，但政府应将企业商业性目标与政策性目标相分离，减少对企业赋予的非商业性和非盈利性目标，降低其“公共性”，提高其“企业性”。（3）抓紧制定和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要让竞争性文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的质量。政府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文化产业进行深度整合，同时，以资产为纽带，积极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形成跨地区发展和多媒体经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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