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曾昭耀所承担《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演变的历史考察》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一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经验的专著。
作者指出,发展的涵义并不只是经济的增长,它还包括社会分配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成长。因此,社会的发展是由两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发动机”推动的:一个是经济增长“发动机”,一个是社会分配“发动机”。这两个“发动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市场机制的动力,是一种“不平等动力”,后者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所产生的动力,是社会参与机制的动力,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平等化”的动力。这两个“发动机”需要协调运转。这个协调工作就是政治体系的任务,即政治上层建筑的任务。墨西哥的历史证明,对于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无法协调这两个“发动机”的运转,因而也难以解决政治稳定问题。
作者认为,墨西哥自1929年建立执政党之后之所以能逐步实现政治稳定,并保持政治稳定60余年,创造了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其原因就在于墨西哥经过长期的试验与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本国经济基础的、能保证生产资料与生产者良性结合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由总统集权制政权体系、职团结构(由工、农、官三个职团组成)的执政党体系以及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等三个权力体系组成。这三个权力体系实际上就是相应的三个利益集团,即精英主义集团、民众主义集团和自由主义集团。在墨西哥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三个集团谁都没有力量独自统治墨西哥,而是在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由精英主义集团协调和控制的自由主义与民众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用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私人企业主的积极性,以利于经济发展;民众主义用以发挥社会参与机制的作用,抑制自由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以保持社会稳定。这种政治模式为墨西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权力的定期和平交接、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等多种稳定机制。
对于某些西方学者对墨西哥政治模式中国家经济功能(“国有化”、“国有企业主”)的集中攻击,该书从墨西哥的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一模式在经济上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一)由于墨西哥国家掌握着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墨西哥能“大难不死”,顽强地生存下去;使一个受到列强干涉威胁的国家能维持政治的稳定;(二)国家干预经济使墨西哥“有可能把稀少的、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很难得到合理利用的资源集中起来,加以利用”,有可能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有计划地投资于基础设施,为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必要的基础;(三)“国家企业主”有可能聚积全国的力量,迈出国门,进入世界舞台,以提高谈判实力,打破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外部动因。
该书指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而发生的墨西哥政治危机,其原因并不在于墨西哥政治模式本身的所谓“非西化错误”,而在于这种模式已不适应80年代末期以来所被迫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墨西哥半个多世纪来政治发展之所以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效益“发动机”和社会分配“发动机”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模式。
《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
曾昭耀著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