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佛涅槃塑像 在敦煌学形成与发展的百年历史中，文献的刊布（整理、校勘、影印、出版）工作始终处在关键地位。
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共同努力，到今天为止，《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以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都已或将要完成影印出版工作。一百年前，经王道士之手，大批藏经洞经卷被盗窃出国，遗失海外，成为中华民族世纪之痛。时至今日，敦煌学文献的影印出版，使蒙受劫难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得以劫后余生，给我们遭遇创伤的文化情感带来抚慰。
与此同时，辗转流散于国内各地的敦煌文献，如《浙藏敦煌文献》、《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刊布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敦煌文献总量宏大，规模浩繁。据专家统计，到今天，约占总量三分之二的敦煌文献已基本完成刊布工作。它使得这批经卷，得以跨越百年历史的鸿沟，以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向中外学者绽开灿烂的笑容。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作为一个学科，敦煌学是随着20世纪初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发现和流散而出现的。这一特殊的背景使得文献的刊布工作对于学科的建设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兰州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林对此深有感怀。他说，文献刊布是敦煌学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敦煌学的每一个进展都与文献刊布工作息息相关，敦煌学百年发展历程，也就是利用新刊布的文献对原有的研究不断进行检验、修正、批判的过程。文献的刊布是敦煌学迈向新高度，获得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把所余的三分之一敦煌文献尽早刊布出来，是每一个敦煌学人的殷殷期望。
这些文献分散在许多地方：中国内地如安徽省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国外如日本、韩国、瑞典、丹麦、芬兰等国。
如此大的零散性无疑给刊布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实际上，刊布工作所遇到的难处还远不止此。
仅就国内而言，收藏单位及其主管部们对刊布工作的态度便大有不同。有的很积极，有的却颇为暧昧。
这些单位的研究重心往往不在敦煌学上，也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但却藏有敦煌文献。这种局面之下，便难免对刊布工作心存顾虑。版权问题是被他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而其实真正担心的是刊布之后，会影响自己的研究和地位。敦煌文献放在他们那里，深锁闺阁中难见天日。此外，国家处于保护的用意，把敦煌文献列入文物，使它在使用上有了很多制度，这在客观上也影响到刊布工作。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想看的人（敦煌学学者）看不到，能看的人（收藏单位）却又不想看，还用手捂着不让别人看。
甘肃省藏有敦煌文献共计一万多件，分属于六七家单位。长期以来，这一万多件文献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对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谜。郑炳林认为，这批文物主要是藏文文献，它对于敦煌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问题的研究可谓弥足珍贵。
现在，这批重要文献的编目整理工作已基本展开，不久将出版藏文文献的总目。甘肃省政府有关部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等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郑炳林介绍说，我们采取的办法主要是与收藏单位联合起来搞研究。我们有两个博士生，懂藏文。收藏单位提供资料，我们来做。研究的成果作为双方共有，联合发布。这种学术研究上的优势互补，于合作双方都有好处，因而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收藏单位的顾虑。郑炳林表示，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完成甘肃省内的文献刊布工作，另一方面也想以此积累经验，以点带面，推广到其他地方。
他们的经验对于国内其它地方的敦煌文献刊布工作不无启迪，而要彻底消除在刊布问题上所遇到的障碍，还需要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学者们呼吁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出面，统一协调收藏单位，联合出版机构共同开展工作，有人出人，有东西出东西。大家同心协力，推动敦煌文献的早日问世。
在敦煌学发展的过程中，学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没有出版界的支持，敦煌学就难以成为今日之显学。
文献被刊布出来之后，接下来便是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开展专题研究，并适时地对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总结。较之刊布阶段的工作，此时出版单位的能动性大大增强了，出版社的编辑通过选题策划等环节开始对研究工作发生影响。
虽然整个出版界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称得上是敦煌学的内行，但“旁观者清”，编辑们独特的专业感觉和思考方式，往往带给学者们意外的启示，使他们眼前为之一亮。在学界，有很多图书选题都是学者在与编辑的交流中“碰”出来的，这在敦煌学的领域也不例外。
近二十年来，大型的综合整理工作成果颇丰，分类整理研究亦有进展。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分别整理了天文历法、书仪、社邑文书、契约文书、经录、医药文献、神籍、表状笺启等。此外学术界对于经部文献、赋、变文、孝道文学、类书等方面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多著述问世。
不过，还是有些令人遗憾的意外。
2000年，为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年，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出资几十万作为省重点出版项目，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图书，名为《中国敦煌百年文库》。
敦煌学近百年研究成果大都分散于不同时期的很多杂志上，查阅起来极不方便，这使得了解前人的成果成了从事研究的年轻一代最大难题，直接影响了研究的开展。这套书籍的策划者把近百年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分类编辑成学术文集，以为学者全面系统地提供所需资料，立意高远，气魄宏大，用心良苦。
书终于出来了。规模和价格都非同小可：全书共计35大册，每册定价400－500元不等，总价近两万元。
打开书后，学者们惊讶地发现，整套书编印质量低劣，内容方面错误之多，让每一个使用它的引文的人都不免胆战心惊。
有学者称：这是20世纪末敦煌学出版工作中最糟糕的。
郑炳林先生对目前在敦煌学的整理和分类研究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格式，各行其是。整理后的文献失去了文献本身的研究价值。比如医学文献的整理是按照药方为中心进行校勘，其结果看不出原卷的原貌，如原有的名称，处于什么时代等等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充其量是“敦煌医方大全”。第二，校勘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由于文献涉及领域广博，参加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面对不同专业的问题的时候未必都是专家，由于不掌握文献某些书写特点，尤其是在碰到如重复符号、异体字、草体字时，往往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第三，由于对敦煌历史地理没有相应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甘肃省人民出版社《敦煌文献增讼文牒集释》中有个北府。是敦煌地区的一个村落，沿这个村有一个水渠称北府渠，这本书却把北府解释成东晋时期的郡府，在扬州。这就等于把敦煌的一个地方给搬到扬州去了。这本书的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如果一一纠正，其工作量甚至超过了书本身。
这些问题有的属于学界，有的则是出版界应当反思的。它提醒人们：无论是投资者的热情，抑或策划人的智慧，还是学人与出版人的“亲密接触”，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忘了：要尊重历史的真实，要维护学术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