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市176中学任教；1979年重返校园，获北京航空学院硕士学位。1982年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加入四通公司，历任副总经理兼OA部部长、副总裁等职。1991年至1999年9月担任四通集团总裁。1999年9月至今任四通集团董事长。1999年8月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对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来说，应从三个方面考虑创业环境：第一有利激发人创新，又能吸引人长住的环境；第二有利于企业发生、发展和快速成长的环境；第三是具备优良的服务意识，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的政府环境。就像英国《经济学》杂志所说：“什么是硅谷？硅谷就是一个培育公司的生态系统。”所以说中关村需要有一个有利于企业产生和发展，并快速成长的环境。因此说，要重点强调适合人居住、生活和创业的环境政策，比如子女上学的问题，停车的问题等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中关村创业环境的问题。
中关村的企业现在有两类，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以技工贸起家的，包括联想、方正、四通、时代等等，虽然现在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和硅谷、新竹相比还有很多不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近期诞生的技术开发企业，多数处于较困难的境地。首先是因为各类创投基金严重匮乏。看看硅谷的经验，思科、Intel、SUN、雅虎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获得过风险投资的资助。有资料表明，1980年到2001年，美国高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46％都在硅谷。1988年以后，每年都是几十亿美金，到1997年达到了100多亿美金，1999年是591亿元，2001年达到了1380亿美金。如果没有巨额的风险投资，硅谷不可能成长。再看看新竹，新竹已发展了二十多年，前十年和后十年完全不同，从1989年开始设立风险投资后，新竹才有了高速的成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园区是用钱堆起来的，而且一定由民间资本承担投资主力，不可能全靠政府投资。因此，投融资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如何开放民间资本，进行产业资本的调整应是中关村当前最紧迫的事情。
能不能实行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新技术园区进行投资，这是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发展最致命的一个问题。从硅谷、以色列、新竹等高科技园区来看，他们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都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这也是这些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在风险投资的“保驾护航”下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关村需要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并在税收上给予和国际惯例相仿的优惠。虽然现在中关村有关条例中，允许有限合伙和无限合伙，但是没有优惠政策就没有吸引力。
影响风险资本业关键因素之一，是退出机制。中关村在设立和退出机制方面着力不够。第一是投资的资本退出通道没有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风险投资是有风险的，退出机制不解决谁也不敢投。第二是风险投资所得税收问题。中关村园区的条例是个人投资按个人所得税纳税，企业投资是按企业所得税纳税。但在世界上，包括硅谷、台湾都是投资额的20％免税。最关键的是退出通道，除了二板外，还应该很重视三板（柜台交易），硅谷地区柜台交易退出和纳斯达克退出基本是相同的。新竹柜台交易量是台湾主板市场交易量的两倍。而中关村园区虽然去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成立了一个中交所（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今年3月31日挂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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