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史来贺生前在工作中。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一个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庄，由于一个村支书长达50年不偏方向，不懈奋斗，始终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走在通向文明富裕的道路上，使这方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永远载入了河南乃至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
他就是鼎鼎有名却一直未离开黄土地的史来贺：1949年入党，1952年任村支部书记，第三、五、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历届全国劳模，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为解放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
如今，当史来贺已经离开我们的时候，人们回望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深切感到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刘庄地处豫北黄河故道。昔日700多块贫瘠的土地，横陈在村子周围，成了贫穷的象征。1952年冬天，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那时候，刘庄的粮食亩产只有100来公斤，群众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1953年春天，史来贺带头建起初级社，带领群众起岗填沟，拉沙盖碱，挖渠修桥，打井架电，奋斗几个冬春彻底改变了生产条件，实现了农业稳产高产。刘庄1957年就取得了皮棉亩产53.5公斤、粮食亩产215公斤的好收成，一跃成为全省和全国的先进典型。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拉着史来贺的手，鼓励说：“千亩棉花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史来贺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他领导的刘庄在河南率先实现温饱，进而又率先实现了小康，成了全国农村先进典型。
正是在创业过程中，史来贺认定了一个道理，他对干部群众说：“共产党就是要为广大群众谋利益，如果不能使人民生活越过越好，我们就没有尽到共产党员的职责。”然而，实践这个诺言并非易事。
50年的风雨考验着史来贺的意志，也印证了一位农民引路人朴素的智慧：推行高级社那年，他用“我们的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顶住压力，就在当年，一场涝灾无情袭来，小麦发芽变霉，秋季颗粒无收。周边的大社一盘散沙，纷纷扛起行李外出谋生。刘庄的生产自救却凝聚了人心，史来贺带领大家建砖瓦窑，建豆腐坊，组织劳力在大田补种萝卜、白菜，全村没一人挨饿受饥。“放卫星”时，他用几亩地应付来人的检查，大田依然正常播种，收获季节刘庄倒真成了远近唯一的丰收村。史来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谁也不怀疑的口号，在文革中奇迹般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建起了畜牧场、机械厂、造纸厂、奶粉厂，生产的优质奶粉行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1800座单面双层居民楼的刘庄新村也随之诞生。全村逐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刘庄这面旗帜更加鲜艳夺目。史来贺带领干部群众进一步放开手脚，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以高科技产业提升刘庄经济迈上新台阶。资金不足，他们依靠集体积累和群众集资；技术力量不足，就向专家教授“借脑”。药厂投产后，遇到染菌这个同行业的头等难题，众人一筹莫展。史来贺说：“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创大业作大难，创小业作小难，不创业穷作难，咱刘庄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他组织科技人员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梳篦式的检查，终于找到了原因，研究出防治染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了产苷率。如今，刘庄华星药厂已拥有肌苷、青霉素钾盐、青霉素钠盐、抗生素粉针、红霉素、溶剂、热电等8个分厂，能生产多种原料和成品药。青霉素分厂成为河南首家、全国第三大家生产青霉素的外向型企业。
高科技为刘庄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刘庄拥有医药、机械、造纸、食品等6个企业，95％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2002年，全村各业产值达8.8亿元，净固定资产9.1亿元，上缴国家税金4529万元，人均收入1万元，还享受看病、上学等十多项免费福利。
刘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药厂发酵车间的两名工人把发酵罐皮管的一端放在排水沟口，开始按要求对发酵罐进行清洗和消毒，由于疏忽大意，消毒后没有把皮管插入罐内，结果造成了下一班工人向罐内输入的培养基，被排入了排水沟。两名违反操作规程的工人受到处分。
史来贺得知这件事，陷入了沉思：新时期大批农民变成了工人，不少人思想观念还没有跟上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没有跟上向高科技迈进的步伐，还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富裕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经济搞上去了，思想境界也要提高，这才是真正的富裕。抓人的思想教育，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他在班子会上提出：“把群众带富还不够，还要把群众带好。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
结合农民特点，刘庄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建设，至今坚持不断。党委安排工作时，既下达经济指标，又对政治思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村270多名党员，每人都有自己的联系对象，及时掌握群众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史来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对大家说：“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新要求，咱必须树立新观念、学习新本领、增长新才干！”
村里投巨资建起了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刘庄学校，盖起了教学大楼、实验大楼、教师办公楼，连年为教师提高工资。早在1980年，刘庄就普及了高中义务教育。对回村的高中毕业生，分批送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村里负责全部学费和生活费；请大专院校到刘庄办班，建立电视差转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图书室。现在，刘庄已有13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有167人获得高、中级和一、二级技术职称。13名党委委员中，9人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在如今的刘庄村，你可以看到自己培养的年轻技术工人使用电脑监测每一道工艺流程，通过互联网获取世界最新的医药信息，用英语发出推销自己产品的网上帖子，十几名农工用新型农业机械耕作着全村的土地……
这个由14个姓氏、300多户人家组成的村庄，数十年来无宗族纠纷，无违法犯罪，无封建迷信，无超计划生育，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一派文明祥和之风。
2003年春节，大年三十傍晚，史来贺走进了华星制药厂值班室，撵值班员回家。这是刘庄坚持50年的老规矩：让群众过团圆年，干部顶上年夜班。看着老书记日见苍老的面庞，值班员王志义怎么也不愿离去，他说：“老史呀，你也有一家老小，几十年你从没在自家过一个除夕，我知道劝不回你，就让我陪着你吧。”这晚，两人一直谈到天亮。王志义没有想到，这是老书记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
史来贺常说：“当干部就要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不能怕吃亏，不能怕出力，共产党员的称号不是索取，而是奉献。”他这样说，更是带头这样做。刘庄的每一块田地，每一个企业，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20世纪50年代就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史来贺曾多次面临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和得失考验——
1953年，上级党委就多次调他到区上工作，他说：“从我个人角度讲，到区里当国家干部不吃亏，可刘庄还很穷，这里更需要我。”1957年以后，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他白天黑夜在棉花试验田搞试验。公社有人来到他家，看到家徒四壁，老母在病榻上盖着一床破棉被，第二天，90元的救济金送到史来贺家中。史来贺说：“群众都没拿到救济，为啥我有？”当即把钱交给村里的会计，安排他分别送给了3户困难的群众。
1977年底，中共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到地委上班，把老伴儿儿子户口“农转非”。老史诚恳地对地委领导说：“刘庄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工副业刚刚起步，新村建设才开了个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我一走，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再说，我是农业劳模，离开土地还算啥劳模？”机遇一次次选择了史来贺，而史来贺却一次次选择了刘庄。
史来贺当干部以后，一直按群众平均水平拿工分，上级规定给干部的补贴，他一分也不要。1965年，他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当群众平均收入比他低的时候，他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当群众的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收入时，他仅拿自己的工资，不要村上的补贴。
1976年，刘庄居民新村和造纸厂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史来贺两个工地来回跑。母亲病倒了，他安排爱人和姐姐照料。新村工地上，他带头加班，有一次竟晕倒在现场。缺少木料，他把自家院中已经成材、准备给女儿做嫁妆的大树伐倒交给集体。头三幢楼房盖好后，干部群众首先想到史来贺，动员他第一批搬进新居，他怎么也不答应。第二十幢新楼房盖好了，他还是住在合作化时盖的又低又破的旧房里。一次，他去北京开会，在家的干部开会决定，给他留一套新房，他回来得知后，批评了干部，并立即将给他留的房分给了急需住房的群众。他说，“只要咱村还有一户没搬进新房，我心里就不踏实。”直到前几年，刘庄住宅楼房全部盖齐，他才最后搬进了和群众一样的新居。
2003年春节过后，多年过度操劳的史来贺又一次病倒了，这回，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爬起来。病重期间，他唯一的要求是：“一定不要让乡亲们来看我，也不要把病情告诉大家，以免增加负担，让大家安心搞工作，搞生产。”他最后一次谈话，是询问村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史来贺去世后，按照老书记生前的嘱咐，通过直选方式，产生了刘庄新一届党委。在新任书记史世领的带领下，药厂第四期扩建工程已近尾声，投资12亿元的热电厂按期开工，各项事业有序发展。
在人民群众心中，史来贺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这面旗帜正在鼓舞和激励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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