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荣的小说《兵谣》、《乡谣》首次出版距今已相隔三年至六七年的时间，但今天读起这两部小说，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先进精神的震撼力，一种出色艺术创造的感染力和一些对文艺创作的有益启示。我认识黄国荣是从看小说《兵谣》开始的。当时看了《兵谣》就有一种受到震动的感觉，因为书中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要脱离某种僵化的精神束缚健康成长的追求，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理论的鲜明对照。它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触及到生活中很敏感的领域，抨击了形式主义弊端、脱离实际的虚假作风对工作、对事业、对人的成长造成的危害。而这种描写所表达的精神，所揭示的现象，对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令人易生同感。这在当时长篇小说数量不断增多，但力作难求，特别是富有启示性、震撼力思想的长篇小说少见的时候，《兵谣》的出现，让人眼睛一亮。思想的震撼力和先锋性以及英雄形象塑造的独特性是《兵谣》的突出特点。这里的先锋性是说《兵谣》所表达的思想解放精神是新时期和今后长时期里，我们时代最需要的主流精神，也是新时期文学的根本精神。新时期文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就在于它坚持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兵谣》延续了这种精神。坚持这种精神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兵谣》对小说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它既是紧密贴近现实，又不是概念化、简单化；既高扬崇高、理想、英雄主义，又是真实可信，与一般人的距离很近，有很强的感染力。与一般英雄塑造不同的是，《兵谣》一是从批评的角度写英雄，二是从时时面对的生活中的某种诱惑中写英雄，三是在他生存环境的矛盾中写英雄，写他始终处在对他的两种不同的标准要求中。这些都和许多英雄塑造的写法不太一样，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写出了英雄内在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和生活的丰富性，从中蕴育出英雄最终站立起来的巨大力量。英雄没有简单化，读者的认识也因此没有简单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先进文化要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这里的“丰富”和“增强”也正反映了文艺的一些规律性要求，就是既能给人以力量，又决不能是简单化的，应该使人的认识更加丰富又更加高尚。
《乡谣》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作者创作中的一个高度，塑造了一个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中独特的普通农民形象。小说对吴越农村生活的描写驾轻就熟，叙述语言更加放松，纯熟，更为生活化、性格化，大量的生动细节反映出作者对基层农村生活的广泛了解，风格上还有一种冷幽默。小说十分可贵的是通过二祥和他的乡亲几十年的生活，生动反映出解放前后50年的农村发展史，反映出改革开放给农民生活带来的进步，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挫折与进步的积极思考。一方面是极为丰富的生活性，十分有趣的滋味感，一方面又是巨大的历史感、沧桑感，二者结合得很自然。二祥这个人物不仅是中国农民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缩影，即受了许多苦，没有多大本事，但是始终有自然乐观的人生态度，坚持要用诚实劳动换取一点点微小幸福的理想，再苦也要争取自己或亲人的一点应得的利益，从中感到快乐。这种在困苦中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并不完全是阿Q精神，二祥性格中有自我安慰的成份，但他没有阿Q那么多的落后性，他更多的是善良、诚恳、肯于出力的品格，其实是中国人可贵的生命顽强的人生态度。二祥的性格还反映出个人命运始终与社会大环境紧密相连。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充满生活矛盾和人生转折，小到兄弟吃饭的矛盾，大到妻子离散的痛苦，直到大家生活都好转，都不是某个人的作用，这和许多描写苦难的小说经常设置一个或几个坏人也不一样，更历史唯物地反映了环境决定人品，环境造就人格的真实情况。
黄国荣的小说都是写小人物、普通人的，但是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的形象都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些小人物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都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思想内涵，有一种对社会的深入思考，有一种对基层人民的关心。古义宝、二祥，还有中篇小说《师道》中的乡村教师都是如此，都是通过对小人物的病态和不幸，写出引起疗救和改革的愿望。这种笔法令人想到鲁迅小说医人救国和中国现代小说“为人生而艺术”的优良传统，反映出作者有艺术良知，有社会责任感，有文学追求，不随波逐流的艺德。这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是十分可贵的。同时也说明，写小题材、小人物也能写出大作品，题材大小不能等同于艺术的价值。无论写大小题材，都应该下功夫于艺术挖掘和加工，而不能以为取材于大就是成功的捷径。小康文艺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这种更高层次就是需要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协调，精神世界要更丰富和更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