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来就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这就是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求得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可见，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有必要研究循环经济和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两种不同范式，使人类在安身立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
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人类犹如环境的寄生虫，索取想要的一切，而很少考虑寄主（即它的生命维持系统）的健康。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很明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的代价和结果。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范式”（Paradigm）理论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是在“范式”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我们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另一种是循环经济范式。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还有环境资源交易系统的“最大最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从资源短缺到资源枯竭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末端治理范式的理论基础已经无法再支撑起现实分析的框架。
在现实中，末端治理范式也日益难以为继，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末端治理需要很大的投资，运行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小，企业缺乏积极性。以上海地区为例，目前建设一座服务人口30－40万人、日处理能力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需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上，每年的运行费用也要1000万元之多。对于工厂企业而言，一般来讲，污染物的处理与其经济收益相矛盾，所以其积极性普遍不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强制性监督。
第二，能源和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一些本可以回收利用的原材料变成“三废”处理或排放掉，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像城市垃圾中的玻璃、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成分，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像工业固体废物等则更具有回收利用价值，但就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分拣和收集措施，缺少综合利用途径，上述可资源化的污染物难以回收再利用。
第三，在污染物排放标准上只注意浓度控制而忽视了总量控制。各类法规和政策大多只规定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标准，对超标排放的企业单位进行限制和惩罚。这种做法，忽视了环境容量，没有认识到环境质量是由污染物总量与环境容量决定的这一事实。没有将污染物控制和削减与当地环境目标相联系，区域内各企业只要达到排放标准就算完成了治理任务。
第四，总体来看，末端治理的方法是将污染物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对环境而言，污染物依旧存在。末端控制是污染物在介质间的转移，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往往转化为新的污染物，造成二次污染，形成治不胜治的恶性循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如：净化废气产生废水；净化污水产生污泥；焚烧固体废弃物造成大气污染；填埋有害废物又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由此可见，末端治理范式是一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的，维护人的价值和权利就成为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价值依据，而不顾及对其他物种的伤害。所以，无论是“庇古税”，还是“科斯定理”；无论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还是“环境资源的最大最小”理论，都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抽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艾尔里奇在“十年一赌”中输给了西蒙（参见梁小民：《经济学家的赌博》，《万象》，2003年第1期），但是环境乐观派却无法抵挡住环境恶化的趋势。如果再不改变现有的发展范式，人类必将走上自取灭亡的不归路。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这段精辟的论述，犹如今天现实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时至今日，这一教诲仍然十分深刻，对我们仍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这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从稀缺走向枯竭，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替代。我们称这种替代为范式革命，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通过比较两种范式，我们发现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
第一，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末端治理范式的生态伦理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唯一的，其他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循环经济范式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依据“自然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主义”，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使用化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和环境友好消费。
第二，生态阈值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认为生态阈值的客观存在是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罗马俱乐部最早提出了这个命题，相应地产生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表明，生态阈值与零增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循环经济范式强调在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本，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率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使“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减少一半”，在尊重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的。
第三，自然资本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循环经济范式强调，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四种类型的资本来维持其运转：即以劳动和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手段构成的金融资本；包括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在内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在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前三种资本来开发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本列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本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要发挥自然资本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本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与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消费方式。
第四，从浅生态论向深生态论的转变。末端治理范式是基于一种浅生态论，它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地依赖技术，认为技术万能。可是，一旦技术不能解救生态阈值，则束手束脚，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产生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想法。而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生态论，它是浅生态论的扬弃。它不单单强调技术进步，而是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标本兼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所以，循环经济范式是积极、和谐的，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循环经济范式的价值观，即环境不是生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而是“包容、供应和支持整个经济的一个外壳”；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是自然资本的可利用性和功能性；构思不当或设计很差的商业体系、人口增长和浪费的消费模式是造成自然资本损失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力、加工、金融和自然资本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资本都会得到充分的评价；最有利的利用人力、货币和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从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人类的福利最好是通过改善所需要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流量；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纠正全球在收入和物质福利上的不公平；最好的长期商业环境是建立在人们需要的基础上的。（参见【美】Paul Hawken等：《自然资本论》，王乃粒等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目前，我们在发展循环经济时，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其范式要求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出发，在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前提下，探索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建立起满足需要的循环型企业、循环型区域和循环型社会。决不能将末端治理范式简单地套用到循环经济上来，循环经济范式不是对旧范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升华和改造。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循环经济的范式特征，接受了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治理的观点。在国内外，很多有关循环经济模式的试点和探索已势如破竹。有的国家用立法的手段强制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我国也开始了对循环经济的立法调研工作。我们深信，通过更新观念、试点推广和立法保障，我国的经济模式将会尽早走上循环经济之路。
（作者单位：冯之浚，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全国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伟、郭强，中共中央党校讲师；徐高田，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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