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那个夏天，我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新兵。那时动物研究所的单身职工大都住在中关村16楼。紧挨着16楼的是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13、14和15楼。那里曾经居住着中国数十位开山鼻祖级的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秉志等。贝时璋院士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住在15楼。十几年前虽然他已经年逾八旬，但每天仍坚持到研究所工作。在上下班的人流中，我经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尽管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贝老就是我最崇拜的科学家，但那时我一直不忍心打扰这个令人尊敬的“邻居”，也没有机会向他表示一位后辈的敬意。
1992年，我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住在生态学家瓦特（Heinrich Walter）故居改建的公寓里。瓦特故居的西侧是动物学家弗骆德（Otto Pflugfelder）一家。二战后，瓦特和弗骆德两位教授一起创立了霍恩海姆大学生物系，也是两位鼻祖级的科学家。而弗骆德教授恰恰是贝时璋院士的师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弗骆德教授和贝老一起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汉斯（J.W.Harms）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本人的指导教师哈曼（Hinrich Rahmann）教授，碰巧又是弗骆德教授的衣钵继承人。基于这个原因，我成了弗骆德家的常客。在这个新邻居家里，贝老是我们永恒的话题。有时为了说话方便，他们就称贝老是我在北京的“邻居”，显然德国人并不理解现代化的北京有多少这样楼与楼之间的“邻居”。弗骆德夫人说，贝老在德国时一门心思全在研究工作上，看到街上红男绿女成群接队很不理解，表示一定不找女伴作“累赘”。由于工作勤奋，贝老1928年的博士论文成为汉斯教授的骄傲。那年回国后，贝老和这些同学们仍然联系很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彼此音讯皆无，弗骆德教授本人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腿。战后不久，弗骆德教授一家藏在运送牲畜的火车里，从东德逃往西德，并在斯图加特安顿下来。此后数十年间，他们一直尝试着和贝老取得联系，只因中国十年动乱，这对老朋友间一直没有联系上。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始通信。在弗骆德家，贝老送的礼物摆放在客厅最主要位置，而贝老写给他们的信件，寄去的照片和出版物成为弗骆德家最珍贵的收藏。他们对贝老的德文文才十分钦佩。弗骆德夫人还开玩笑说，她儿子（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的德语水平还不如贝老。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有幸成为我的两个邻居的信使。每当我从北京回到斯图加特，弗骆德一家总是对贝老的生活和工作问个不停。199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东方之子》，有一期是专门介绍贝老的。我托人转录下来送给弗骆德一家。弗骆德一家不仅自己多次观看，有客人来时也常常拿出来“显摆”一下。显然，贝老在中国的成绩成为他的德国同学们的骄傲。而我的老师哈曼教授，我的德国邻居的后任，也把传递这两个邻居间的信息作为他的重要使命。每次来北京，哈曼教授都把会见贝老作为他最重要的事情。
1998年底，在我完成学业即将回国之前，我专门来到图宾根大学动物研究所贝老原来工作的地方。在研究所的楼道里仍然展示着汉斯教授指导工作的照片。照片的一角，是贝老年轻时消瘦的身材和炯炯有神的眼睛。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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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细胞生物学家。1903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镇海。1921－1928年留学德国，获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从20年代起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细胞重建理论。据说，从中关村北一条街他的住所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曾经走了整整40年。后来，这位高龄的中科院资深院士不便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他仍坚持每天在自家阳台上走3000步，继续用自己的身体诠释着他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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