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平，福建闽侯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弹头总体专业。原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高技术“863－409”主题首席科学家，工程管理和核弹头技术专家，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二号F及多个型号火箭的总指挥、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参加和主持多种航天器、火箭的研制和定型。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记者：还记得您参加过多少次任务吗？
黄：记不清了，光参加过的型号就有十几种。
记者：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您参加和主持过9种航天器的研制和定型，4种运载火箭的研制，组织和参加了28次飞行试验，等等。
黄：我在学校就是学弹头总体的，毕业后分配到再入飞行器研究所，从事再入飞行器研究工作，先后搞过9种再入飞行器的研制定型以及有关的预先研究工作。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接管运载火箭工作？
黄：大概在1975年左右，我开始兼管运载器。最早是管“长二E”。有一段时间我同时兼了三个总指挥。因为再入飞行器也有遥测、外测、自控、再入滚转控制、防热等技术。从这方面来讲，和火箭也是一致的，相差不是很远。那时候任务比较多，兼管的事情常常有，都是服从大总体安排，叫我管啥我就管啥，不会的就学。一直到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我才集中精力搞“长征二号F”火箭，其他型号都让别人去管了。
记者：您是“863计划”409主题的首席科学家，那时候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论证？
黄：那时候我是再入飞行器研究所副所长，还在兼管运载器和再入飞行器研究工作。1987年2月23日，中央任命专家组成员，要我领导防御技术方面的工作，开始做概念性研究。
记者：实际上“863计划”论证完之后，您又回到了“载人航天”。
黄：在“863计划”论证之后，我很快又转到载人航天工程这边，负责“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其实那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搞调研，接触的专业面很广，超出了我以前搞火箭的研究范围。看得多，对我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对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火箭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之一，作为火箭的总指挥，要管的不光是那一个部件或者那一项技术。
黄：要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我管理有一套方法，就是从最细微的部位抓起。这么大个火箭，千头万绪，哪个部位都很重要。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协作体，少一个指头就成残废了。怎么抓呢？从元器件抓起！我亲自去元器件生产厂家看，去解决存在问题。我为什么这么重视元器件呢？元器件是火箭的细胞，是最基本的东西。有一个元器件老化了，坏了，就可能造成整个工程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元器件一开始就很重视，也是我这几年来尝到的一个甜头。
记者：火箭上一共有多少元器件？
黄：火箭上大约有5万个，协作单位60多个。飞船上面元器件要多一些，7万个左右，整个加起来12万个多一点。
记者：当初是不是也是您亲自去选厂家？
黄：我们在全国进行了两轮大的调研，才最后跟选定的厂家签订协议。有一点很困难，就是产品的质量。我们国家的生产标准实际上没有宇航级。按道理说，搞载人航天的元器件产品应该是宇航级的，像美国、俄罗斯的航天产品都是宇航级。
记者：它跟普通的有什么差别？
黄：质量好，失效率低。宇航级的失效率在10－9到10－12之间。
记者：您原来是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但大家给您起了个外号叫“元器件副院长”。
黄：“元器件副院长”的名号当然是玩笑了。元器件质量过得硬，就直接保证了火箭的质量，这都是以前基础打得好。我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因为这也很难说。但是大家很放心。万一我的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或者不合适，要更改，要换。我打个电话，他们首先满足我的要求，加班加点给我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一再跟他们厂家说，我们之间不是甲乙方的关系，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记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黄：这是一种大协作，不能单独拿钱来衡量。“神舟”二号发射前，控制系统设计上有一点问题，急需要一个高性能的二极管。我跟他们厂长打电话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要尽快。他们连夜加班，把性能好的给我挑出来，又是改，又是测，给我搞出来了。
记者：“神舟”飞船已经发射好几次了，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种大协作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谁，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义不容辞地以一个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这么多年来，发生了问题都是一起解决，一有故障，调动各方人员，大家都会合作。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这支队伍非常好，协作单位也非常好，跟一个家庭一样，处于一个很好的协作状态。互相之间也有争吵、产生摩擦的时候，但都是以大局为重，过去了就过去了。这种大工程，组织、指挥、协作非常重要。如果各干各的，那根本完不成。我们的事业，要靠集体的力量。（详细内容参见光明网www.gmw.com.cn首页）②人像素描：郭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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