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绵恒,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1979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留学美国,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多年从事半导体材料研究与开发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记者:您接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工程副总指挥时,应用系统的有效载荷上天试验才真正开始。面对载人航天这样的系统工程,你们怎么科学地安排试验任务?
江:中国科学院作为国立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总体上,科学院载人航天科学与应用任务原则上也是按照这样的布局来安排的,只是任务中工程的分量重一些。我院参与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他们主要按照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要求来开展工作;另一类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他们利用载人航天工程提供的大好舞台,开展有关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科学以及流体物理学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工作。除了载人航天工程本身的需求以外,我院还开展了对地观察、地球和空间环境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过去成功发射的几艘无人飞船中,科学院都安排了相关的科学实验和高新技术研究项目,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系统工程来带动我院相关的研究工作。
记者:在这期间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江:首先我觉得非常荣幸,一到中科院院部工作,路甬祥院长和我的前任严义埙副院长就把参与载人航天工程这一重任交托于我。当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我原来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科学院严谨治学,要求“唯真求实,协力创新”,前辈科学家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科学院具有较强的实验室文化,崇尚科学研究工作,一些研究人员更加习惯于在实验室里想象万千世界,也有人说这是象牙塔文化。这种文化背景也给从事载人航天工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回顾历史,中国科学院曾经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作出过重大贡献。我院有许多科技人员直接参与了工程,在“两弹一星”工程的23位元勋科学家里面就有16位来自中国科学院。此外,还有若干原属于中科院的研究所整建制地划归今天的航天科技集团等部门。后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部门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科学院逐渐倾向于发展实验室性质的科学研究工作。我院参与载人航天应用工程,首先碰到的是不同文化差别的挑战。怎样把中科院方方面面的力量有效地整合、调动起来,并按照工程总体的要求圆满完成任务,这对我们无论是从管理理念上,还是从研究方式上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然,参与这一工程也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通过工程的实践,我们不但向航天科技集团等我国航天事业的主力军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使得中科院高新技术研究队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记者: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展到这一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江: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有一支十分优秀的航天科技队伍。这支队伍已经逐步实现了新老交替。老一辈科学家、专家、领导年事已高,第二代总师一级的各项工程领导正将接力棒交给新一代的航天科技主力军,他们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与此同时,科学院的航天工程研制力量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许多优秀青年技术骨干随着载人航天工程逐渐成长起来。因此,经过十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实践的磨练,形成了我国航天工程可持续发展的一支经过考验的队伍。
记者:应用是搞载人航天工程的最终归宿。中科院作为应用系统的研制单位,下一步将怎么确定应用系统的发展方向?
江:神舟五号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一步,应该说我们没有辜负中央的希望。下一步,我们要实现航天员出舱行走和空间交会对接,将来搞空间实验室或者空间站,我们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中国科学院也将继续参与到这一伟大工程中去。一般来说,航天工程选用的是地面上最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所用的元器件也是经过地面反复测试或使用过的,工程正样采用新产品的余地不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航天工程的发展却在不断提出新的目标和新的更高要求。这项事业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有新的作为。在这方面,中科院似应发挥优势,更多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的创新工作。在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上,我们已安排了不同的科学实验和有效载荷研制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继续发展,有些项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随着空间实验平台的不断扩大和增强,科学实验的面也会更多、更广,也将研制新的有效载荷。
记者:我们国家介入太空,您觉得会对我国综合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强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如同当年的“两弹一星”工程一样,都是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载人航天工程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最能集中体现我国的综合国力的重大工程。
记者: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又是中科院的领导,您怎么看我国目前的科学发展?
江:科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我们追求知识的创新,追求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是每一个科学家应该有的使命感。同时我们又要充分地认识到目前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源大多是由国家提供的,或者说是在花老百姓的血汗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非常重要,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要珍惜每一分钱,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真正做出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科技工作者才能真正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