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载人飞船在神州大地激起热烈反响的时候，记者采访了几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功臣名将，记下了他们对载人航天事业艰苦历程和广阔前景的分析。
作为一生中参加过多次大型航天发射的高层领导和决策者，主管“神舟”号飞船发射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满脸自豪。“我们有一支值得骄傲的队伍。”这位关东汉子说——
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起步到1999年第一次发射，期间经历7年多时间。每次发射都有非常难断的事情。“神舟”一号里面的一台仪器，主份出了问题，但是有备份，到底排除不排除？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可以不排除，因为排除这个故障要把大底拉开，三舱分离。已经进行到测试的后期了，这个时候把大底拉开，再去排除故障，碰这碰那，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再说，万一把大底开坏了，飞船就报废。我和原副总指挥沈荣骏到了发射场，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分析研究之后，觉得这个问题还得排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把备份用在天上，那样成功的把握更大。我们没有像原来那样大规模地开底，只是拉开了一个缝儿，用最小的动作，把这个故障排除了。所以应该说，群众当中蕴藏了极大的积极性，有很多聪明才智，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只要发挥出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出事以后，有关领导把所有的航天员召集在一起，问他们有什么想法。航天员们说：“我们既然投身于这个事业，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事业，无所畏惧！”
胡世祥坦言，航天员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有后劲儿的、朝气蓬勃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队伍！历经了这么多磨难，无论是精神上、技术能力上、管理能力上，我们的队伍都是一支值得骄傲的队伍！
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欣慰地笑了：“实现载人航天飞行，我国综合技术上了大台阶！”
张庆伟曾任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甲火箭主任设计师，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执笔起草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运载火箭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1999年，他以高票当选为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当选为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
1992年1月，中央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部署载人航天工程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张庆伟主持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一方面论证技术上怎么实现，另一方面论证实现这个技术要多少钱。张庆伟说，当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发展方向已经定了，以飞船起步。我们根据飞船的情况，决定用“长二捆”（长征二号E）火箭为基础改进。做这个论证是挺困难的。虽然过去我们发射卫星，火箭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是真正要把它变成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大家都不熟悉。当时总体的要求也不是很明确，不知道到底该解决什么问题，达到哪些指标，才能达到载人航天的要求，把航天员安全送上天。
面对这么多难题，张庆伟组织了三十多个人的队伍，先把过去出现的一些不可靠方面的问题清理出来，另外也查阅一些国外公开的资料。当时主要的难点是可靠性、安全性和载人的适应性等等。首先要从设计上来实现高可靠性。张庆伟指出，“我们过去发射卫星时，火箭的可靠性是90％，就是说十次发射当中可以允许有一次失败。但是发射载人飞船，这个指标就太低了。飞机一般的可靠性是四个九到六个九（0.9999－0.999999），作为宇航产品，特别是运载火箭，要达到这么高的可靠性，目前各个国家都做不到，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后来我们经过协调，定的指标是0.97，这个指标在国内是很高的。目前世界上可靠性最好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运载火箭，达到0.99，也是两位数。”
航天技术能够作为最先进的领域之一，它对今后科技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作用很大。从事航天事业，张庆伟感到很自豪：“航天这个行业充满了挑战，这是别的行业所没有的。我们在把事情干好的同时，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性格以及面对风险和攻克技术难关的素质和品质都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很多行业没有这样的感受和条件。航天事业永远是未来需要的一种探求，不仅仅是地球本身，也不仅仅是外层空间，还要向外发展。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今后人类探索更深更广的宇宙空间，航天技术都是不可替代的，国民经济、老百姓生活都是离不开的，它给大家带来很多方便和好处，比如气象探测、海洋、广播、通信等等。我们的压力主要在这方面，就是感觉到我们的工作离要求还差得很远，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载人航天是其中的一部分，实现载人航天飞行，使我们的综合技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沈力平说，载人航天工程在国际上充满争论。“863计划”论证的时候，学术上、应用上、经费上，大家莫衷一是。当年美国、苏联也都是这个情况。纵观载人航天的发展，我总结了八个字：争论不休，发展不止。争论那么多，谁停止过发展？从国际空间站建立之初，一直到和平号、美国自由号空间站，这个计划一直都在争论，经费一再缩减，差一点就搁浅了，最后是以微弱的一票之差保留下来的。俄罗斯引坠空间站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经济上，和平号空间站本身也是超期服役，设备老化很严重。但这件事并不会阻止空间站的发展。现在国际空间站的计划也是空前的，载人航天并没有削弱，而是规模更加壮大了。记者问：您觉得我国的载人航天将来的发展如何？沈力平答：我个人认为，将来大型的空间站会趋于国际合作，包括大规模的升空活动。但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加入这种合作，必须自己先上去，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实力。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胜利归来，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863计划”论证者之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施金苗，在欢歌曼舞的人群中想得更深更远。从“863计划”第一批开始论证之初，施金苗就参加了，搞了将近十五年。他和同事们一边论证，一边做了许多科技攻关。他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整个过程，对这个事业感情很深。
“吹冷风的时候，我们始终都没有动摇这个信念。”施金苗说：“从未来航天的发展来看，从我国各方面需求分析，我觉得支持载人航天是对的。整个中国航天的后备力量、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载人航天工程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能感到它的效益，都感到很有必要。”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搞空间站。现在是起步，建立一个天地往返系统，上得去，回得来。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现状，飞船花钱要少一些，所以选择了飞船。但飞船之后还是要搞空间站，这是“863计划”的初衷，也是我们几代人的一个航天梦。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目前的经济基础、研究队伍、基础建设、工程发展，形势都非常好。施金苗指出，空间资源利用是未来发展总体趋向。“对我们来说，还是想争取到更多的任务，我们还有多余的能力”，这位飞船系统资深专家说，“我们的条件差一点，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薄弱环节，有差距，但是我们既然能很好地完成载人飞船任务，我们也一定能完成更多的新任务。”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周建平对此深有同感。他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系统工程，党中央很重视，全世界、全国人民都很关注，我们必须把它做得非常好。他回顾道，我们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际航天连续出现重大事故，而我们在前期任务准备期间又受到“非典”疫情的冲击，这些都是很不利的因素。但是我们正确对待这些问题，更加细致地做好我们的每一步工作；“非典”期间各单位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准备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发射场工作的标准比以前更高，前期发射场检修检测中发现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干净，还外请专家来进行严格评审。同时，我们自己也成立专家组，对各单位系统设备进行严格评审。比如说软件，尽管前几次发射都已经用了，我们还是组织了测试，每条语句都要检测，尤其是危及到航天员生命安全和产品安全的薄弱环节，我们都一条一条地去解决。这都是因为我们载人的工作标准更高。周建平说，发射场是所有产品的集中点，发射场工作压力大、影响大、责任大。但我们不会被压力击垮，压力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我们能保证产品质量是好的，能保证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也能够保证下一次“飞天”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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