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什么是环境文化？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即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形成了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传统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它采取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源，排放大量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打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反思它的种种弊病，以求摆脱它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以绿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因此说，生态危机产生环境文化，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进文化。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环境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环境文化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环境文化强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环境文化强调，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中国的环保问题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环境文化将在广泛吸收世界环境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向世人展现出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独特风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盲目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污染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国也不例外。我国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已使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华母亲河黄河一年断流长达226天，使全国公众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向公众展现了我国严重的森林破坏与水土流失；沙尘暴的肆虐，将公众的视线带向了我国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SARS的流行，引起公众对生态破坏的恐惧和对公共环境卫生的忧虑。这一切，促使人们去正视我国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世界环保思想的实践，是中国环境文化的重要借鉴。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20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发展环境文化的理论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政治的长期稳定，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一切，都与环境文化息息相关。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必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不是静态循环而是动态增长的，这是一条根本性的自然法则。在人这种复杂生命形式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各种植物与微生物不断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转化太阳的能量，将其积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趋肥沃，使其他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动态增长的法则，概括为“生生不息”。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将其概括为“自然生产力”。这种源自宇宙深处的增长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对“增长”的追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站在“增长”对立面的力量，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会被人类历史的进程抛到一边。传统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静态循环的经济模式，在“增长”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无废物，一种物种的废弃物，就是另一种物种的养料。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要使它们再回归到循环使用的系统中，尽可能减少浪费和破坏。按自然法则运行的这种能量循环系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圆圆”（《老子》十六章）。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在环境文化所营造的公众环境意识、社会环境道德和国家环境法律的压力下，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许多企业研制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可以说，是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工业文明，使传统农业的循环法则和传统工业的增长法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也使资本收益率与自然资源收益率的提高统一起来。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换资源的基础上，即扩大加工产品出口，扩大资源进口。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
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往往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消耗上。稀缺必导致争夺。传统工业能源结构从煤转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永续供应问题。为此，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等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裕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以成熟，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抛弃，这对仍拼命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文化理念养育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引导技术发展，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全面重组。
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
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三分之一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污染更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我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当我们为人工造林的伟大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天然林面积的不断萎缩而捶胸顿足。
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而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早已超过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维持生命系统的功能退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民族生存空间收缩。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
环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来实现。
“道德”与“道法”这两个概念，分别出于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所谓“道德”，指“德”出于“道”，人的伦理规范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则。所谓“道法”，指“法出于“道”，社会法律规则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则。“法网恢恢”，建立在“天网恢恢”的基础上。“德”指的是管理者通过自我克制办好公共事务，被管理者自觉遵循自然法则；“法”指的是对侵犯自然法则而危害群体延续的行为进行惩罚。
环境文化即是遵循自然法则维护群体延续的文化，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德”，是将自然法则视为我们自觉行为的准则。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法”，就要坚决维护自然法则不受侵害。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备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是通过惩治来警示人，人们担心受惩处而不做违法的事。道德是通过是非荣辱来引导人，人们出于自觉而不耻于做坏事。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即便在西方，他们的法律体系也是从基督教道德体系里产生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截止到目前我国制定颁布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环境法规，466项环境标准。2002年，国家又颁布了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即《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看，无论是新法律还是正在修订的法律，都吸纳了环境文化的基本理念。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环境法律的实施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环境法律缺少足够的环境道德文化的支撑。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愈按传统生产方式发展，资源消耗就愈大，污染就愈严重。但日本的人口资源压力更大，为什么环保搞得比我们好得多呢？这不是有没有经济实力的问题，而是人口的环境文化素质问题。这素质的差距，表现在公民能否自觉呼应政府的行政命令。为便于垃圾回收利用，政府在城市中设立了许多垃圾分类箱，但形同虚设；为不要乱扔废物和随地吐痰，政府颁布了许多法规，但就是屡禁不绝。公民与政府行政的相呼应，来源于国家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行政人员的以身作则。人的行为受制于社会文化氛围。环境文化会将先进的文化行为变为全社会大多数人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将转化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将演化成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可见，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我国法治和德治的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使我们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平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而发展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赋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其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环境文化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所倡导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的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以“执政为民”为宗旨的环保工作，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们事业中的最高体现。
在自然生命系统复杂的生态网络中，各种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中国道家用阴阳对立平衡来说明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宇宙自然的秩序，建立在万物平等互动、对立平衡、相互约束的自然法则之上。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约束是最大的祸患”。社会主义民主，是人与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众生平等），是人与人相互约束的政治运行机制（对立平衡），说到底，就是人民的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的监督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知情权，人民有权知道所发生的环境危机；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监督权，尤其是有权监督那些影响环境的政府公共项目；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有参与权，特别要参与那些涉及环境安全的战略决策。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卫人民的基本人权，动员鼓舞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实现“社会参与、政府领导、人民监督”的目标。没有民主，没有民众的参与，环保只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终将一事无成。因此，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建立起透明、公开的约束机制，必须建立起舆论、建议的通畅渠道，使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受到监督，使一切行为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只能活动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发展环境文化，将使经济、社会、环境有效结合，形成对政府、企业业绩的综合考核标准。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的业绩，还要看环境保护的效益；不仅要看收入增长的速度，还要看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不仅要看干了多少实事，还要综合评价这些实事的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安全价值；不仅要看个人自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还要看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否与权利对应平衡。发展环境文化，就是发展遵循“自然法则”的文化，就是发展众生平等的文化，就是发展对立平衡、相互约束、和谐共存的文化，就是发展使每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将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制度演进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江泽民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强、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中国必须发展新型工业经济，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经济持续增长要依赖绿色技术，环境保护要依赖绿色化的法律和道德，社会发展要依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我们的文化要革新，经济要变革，政治要改革。为了真正实现生态工业文明，我们必须全力推进环境文化，必须使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必须全力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全力以赴地建设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中国山地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自东向西的三大阶梯缔造了主要江河西水东流的基本态势，汹涌澎湃的江河之水把中华民族紧紧相联，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形成了大中华特有的民族性格与伦理体系。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弘扬环境文化，便是对中华民族大好河山的挚爱，便是对中华民族地理环境统一性的认同，便是对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奉献。
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是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前提。文化的混乱必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混乱和冲突，总与国家的混乱相伴相生。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规模文化冲突之后，中华民族文化总能兼容并蓄，将冲突的各方文化整合为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形成更为恢宏深厚的民族精神，从而使大中华江山一统、国泰民安。如春秋战国的混乱导致了恢恢大汉，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又塑造了泱泱大唐，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百年冲突更诞生了不畏强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数仁人志士为整合东西方文化，为建设中华新文化、为人类新文明的兴起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从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追求天人合一，信奉众生平等，关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纵观世界，俯仰古今，数千年来，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破坏了自然，文明也就到了尽头。唯有中华民族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延绵不绝。
伟大的民族都有伟大的文化风格。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胡锦涛同志指出：“历史充分表明，加强各种文明的交流，有利于激发整个人类的创新活力。”因此，我们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超越与创新。《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继承传统，改革维新，是我们的使命。
中华民族是个处处谈文化学文化的民族。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大事业的基础，体现于无数的小事与细作之中：从森林公园到宗教场所，从街头雕塑到厕所文明，从公益娱乐到社区卫生，从幼儿启蒙到大学环教，从禁止随地吐痰到义务植树，从绿色标签到绿色技术，从尊重历史到修复遗产……全社会所有层面都可以成为我们倡导弘扬环境文化的领域。我们要用一系列手段去宣传、动员、组织环境文化的多种活动，要营造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要将全社会环境文化的共识演化成人人皆守的规范准则。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千百年来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抓住人类文明转型的机遇，发展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循环经济，转换资源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将中国再次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彻底改变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为绿色的、和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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