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发西部加利福尼亚等各州之后，产生了所谓“西部文学”。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时期，曾经产生过大量的与中国西部的西夏地区相关的诗词、歌谣、谚语、散文等各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在尚未找到更合适的称呼之前，我姑且借用“美国西部文学”，名之曰“宋代西部文学”。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谓“西部”，是一个含义宽泛和所指范围不确定的地域概念。就我国北宋时期来讲，建都于中原的宋王朝的西部边陲，从西北到西南并立着喀喇汗、西州回纥、黄头回纥、于阗、西夏、吐蕃及大理等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的广漠地区，都可以概称为“西部”。北宋时期凡是与这片广大土地有关联的作品，似都可称为“西部文学”。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西夏之外，当时这个地区的其他诸“国”，由于地域限隔及与中原王朝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少等多方面的原因，并未引起宋代文学家的广泛关注和进行创作的热情，因而也极少留下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唯独西夏，因与宋长期存在着既对抗冲突、又不断有和平交往的复杂关系，与中原王朝打交道最多，故而在北宋时期，当人们关注和谈论“西部”或“西北”问题时，其所指主要就是西夏。“西夏问题”困扰宋朝达百年之久，不断地吸引着当时宋夏两地文学家的注意力，使创作西夏题材的作品成为一种竞相追赶的时尚。因而本文所谓宋代“西部文学”，主要就是指北宋与西夏对峙时期，宋、夏两朝文士所创作的与双方军事、政治冲突和文化交流等相关的文学作品。
从公元11世纪初到12世纪初，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绵延百年之久。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不仅牵系着两个朝廷和两地百姓的心，而且牵动着两朝众多文士的创作神经，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类似于唐代边塞诗的作品。与宋夏战事相关联，宋夏两朝文士和民间作者还创作过许多反映西夏山川景物与社会生活的作品。西夏人的相关作品虽已大部分失传，但宋人的这类作品却保存甚多。不论是宋人还是西夏人的作品，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富有特定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的珍品。可惜的是，作为一代文学中的一条重要支流，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普遍的关注。
先就宋代文学的三种主要文体（散文、诗、词）分别观之：北宋散文中有大量的政论、奏疏、制词、序跋、书信等等，皆属“西部”题材作品。其中政论奏疏之多尤不胜枚举。西夏问题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如此重要，以致连一些并不专谈西夏问题的政论奏疏都要论说到它，比如王安石那篇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及苏轼《策别训兵旅》、《策断》等文就是如此。这些数量巨大的文章，生动而真实地表达了作者们的政治见解、爱国热情和文化心态。但对于北宋散文中的这一明显的创作倾向，至今未见有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就诗坛的情况来看，北宋重要的文学家几乎人人都写过反映宋夏战争的诗歌，就连那位以写香艳词著名、被不少文学史家批评为“不反映现实”的“大晟词人”周邦彦，也创作了《天赐白》、《薛侯马》等表现宋夏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七言古风。据统计，今存宋诗中宋夏战事题材的作品数量多达五百余首。这些诗歌很像唐代边塞诗，它们或再现宋夏战争的惨烈场面，或颂扬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或描绘边地风光与军营生活，或抒写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或批评边备松弛和朝廷赏罚不明、埋没英雄的行为，或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内容极为丰富，艺术性也较强。其中一些篇什如苏舜钦的《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和《庆州财》、梅尧臣的《田家语》及《汝坟贫女》、苏轼的《和子由苦寒见寄》、李复的《兵馈行》、周邦彦的《天赐白》等等还是宋诗中的名篇。宋夏战事诗不但具有较大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值得对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北宋词承“花间”、南唐之余绪，本来以歌舞宴席“浅斟低唱”为时尚，以男欢女爱和风月闲愁为主要题材，但随着西北边事日亟和词坛“言志”一派的崛起，“西部”题材被纳入了长短句中，词人的笔下出现了西夏的风光与人事。就连专写恋妓之情和市井生活的柳永，其《一寸金》（井络天开）词中竟也有了“剑岭云横控西夏”的描绘。“言志”派的词人更是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碰触了“西夏问题”。除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创作环境和抒写内容皆为宋夏对峙的西北边塞；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所表达的“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愿望也是针对西夏而发的。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中“笳鼓动，渔阳弄”的描写指的就是宋夏战争，其“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诸句，实际上是这位由武官而转文职的豪士愤于髀肉复生，向朝廷提出了从军参战的要求。此外黄庭坚的《鼓笛慢》（早秋明月新圆）歌颂了一位曾经“种德江南，宣威西夏”而今还“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的“飞将”。如此等等。可见宋词中关涉西夏的作品虽然远不如宋诗中那样多，但也已形成一种倾向，亦足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
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族作者（包括文人士大夫和民间）的作品，也是宋代“西部文学”重要的一翼。西夏文学由西夏文作品和汉文作品两部分组成。党项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在正式立国之前两年，西夏人便开始用新创制的“国字”翻译中原汉文典籍，随后即有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和谚语）出现。由于西夏统治者对文化事业始终予以特殊的重视，所以可想当时的西夏文作品一定为数不少，只因国家地处西偏，加上战乱（尤其是蒙古灭西夏的战争）等原因，保存至今的惜已无多。这些有幸传世的作品，已有民族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家进行了整理、解读和翻译（个别的集子尚未获解读），宋代文学专家理应尽快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西夏人用汉文写的作品，原有诗、词、戏剧、散文、骈文等等多种。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已经失传（尤其是词，一首也没有传下来）。从尚存至今的几十篇骈体文和一些诗歌残句来看，西夏人对汉人作品模仿的痕迹一望可知，由此可以判定西夏汉文学基本上是宋代中原地区汉文文学的一个分支。相对来讲，西夏汉文诗歌的成就更大一些，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也更显著一些。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西夏王朝的汉族宰相张元的咏雪名句“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被毛泽东化用为“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之句，写进了他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西夏文学的整体面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有待于我们去尽力发掘资料，进行尽可能清晰的描述与论证。
研究宋代“西部文学”，还应包括对宋文学在西夏的传播和宋夏双方文化、文学交流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虽因文献失传而困难较大，但也并非毫无资料和线索可寻。比如宋词研究者喜欢引用叶梦得《避暑录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记载，却往往忽略了这条材料讲的是西夏的情形。从这条材料可见北宋词（尤其是北宋俗词）在西夏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又如在一本西夏人用汉字编写的《杂字》里，已收录了“影戏”、“杂剧”、“傀儡”之类专用名词，这证明了西夏民间曾有从北宋传入的多种戏剧形式流行。其他的有关材料也有待于我们去挖掘、整理和进行论证。
如此看来，宋代“西部文学”是一个大有开垦耕耘价值的新的研究领域。期望此文能引起同行对这一新课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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