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球一体化、竞争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前不久在西安举行。会议收到了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和中国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提交的论文150余篇。与会学者就全球一体化、竞争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和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与会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使不同区域具有同样的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提供产业发展指导；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鼓励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也有人认为，逐步完善人口流动的市场机制，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地区尤其是发达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
加入WTO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大体上是符合WTO的原则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对WTO具有一些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提出了“有扩有控、有松有紧、扩控结合、松紧结合”的宏观政策思路。具体地说，就是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资、扩消费；在产业部门之间及内部根据不同情况有扩有控；在地区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扩有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唯有抓住积极出口引致的时差与暂时优势，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赢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知识已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与会者认为，知识流转和产业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知识流转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在于知识流转的方向，因而产业结构的演进也必须建立在知识流转的基础上，成为以知识流为指向和动力的演进模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恰好缺少知识流转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正确把握这一机制，有助于中国在新世纪之时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足。与会者建议，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以充分释放劳动者的潜能，从而产生效率改进效应。
与会者认为，新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新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面临改造旧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平衡发展和转轨的过程。高新科技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使用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863计划、火炬计划和高新产业开发区的实施，以及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的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会者认为，这种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政策，虽然从理论上看可能不是最优的，但理论上最优的政策组合在实践中通常是不可行的。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不仅成功地发展起了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而且使中国在某些领域站在了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具有产权模糊、公共企业家等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帮助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安排，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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