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及第三党黄琪翔等反蒋派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是发动事变的主要力量，其前身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当时，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较多，国共两党党员相处得也较好，因而在大革命失败后，这支部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朱德、叶挺等共产党人在该部广大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久这支部队又追随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打败其他军阀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参加过对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官兵受到很大震动，开始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寇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三万余人于1931年10月10日在赣州体育场举行的阅兵式上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冲破蒋介石不抵抗禁令，在上海奋起抗战，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践了团结抗日的誓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并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不久，蒋介石即令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剿共”，以达到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的目的。
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入闽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指示福建各级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争取这支抗日部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十九路军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十九路军抗日”，使十九路军深受影响。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侵入华北。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这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张极大地激励了要求抗日的十九路军，使他们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自从十九路军入闽后，蒋介石不断电令他们出击红军，蔡廷锴被迫率部向苏区进犯。1933年七八月间，彭德怀指挥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在闽西歼灭十九路军精锐部队三个团，九月间又在闽北击败十九路军主力，使十九路军遭到参加内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领导人开始认识到，积极反共必然失败，而消极反共也难以立足；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要反蒋抗日就必须联共。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派遣代表陈公培秘密会见彭德怀，表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10月间，十九路军及福建省政府全权代表徐名鸿到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谈判工作，并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直接谈判。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双方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秘密签订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共十一条。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的政治犯，并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组织的存在与活动。双方还决定互派全权代表并在协定签定后由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发表反蒋宣言，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协定的签定，既为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后顾之忧，加快了“福建事变”发动的进程。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黄琪翔等联合各地抗日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举起抗日反蒋旗帜。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又派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并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并恢复发展交通贸易。随后，从福建往中央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援。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即在1933年10月30日发出《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要求福建党组织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的态度。苏区中央局并派罗明、谢小梅前往福州、厦门领导党组织推动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充分运用“福建事变”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开组织抗日反战同盟会、抗日救国会、检查日货会等反帝抗日团体，开展抗日反蒋民主运动，扩大革命影响。福建省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并允许抗日反蒋革命团体进行公开活动。在这一时期，福州、厦门等地的党组织和闽西、闽南、闽东等地区的苏维埃区域都获得较大的发展。
“福建事变”之前两个月即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依托堡垒逐渐向前推进，给红军构成严重威胁。“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变更原定计划，从江西“剿共”前线和沪宁杭一线抽调十一个师入闽“讨伐”。形势的变化对粉碎“围剿”十分有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提出在军事上联合十九路军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可惜博古等没有采纳这些正确意见，他们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去的方针，而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又没有尽可能地争取同盟者，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结果，蒋介石在从容不迫地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立即挥师“围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长征。
尽管中共与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在关健时刻遭受严重挫折，但意义非常重大。正如毛泽东所说：“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特别是它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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