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新闻记者在履行自己的职能，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采访权、安全保障受到侵害的事时有发生，自身的维权之路面临新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见诸媒体的记者采访被打事件包括：
1月5日，《济南日报》和《山东青年》的3名记者在山东省宁阳县采访时被殴打；
7月22日，《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环卫队十几个工人的围殴；
8月1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等南京4家媒体记者到江苏教育厅采访一个会议，被保安
群殴；
8月9日，广东电视台记者在采访广州海印布艺总汇时遭保安群殴；
8月13日，《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时被人追打；
10月10日，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河南登封市一煤矿透水事故时被殴打；
10月18日，山西《生活晨报》记者在307国道夏家营收费站采访时，被两名歹徒掷砖头，采访车
被砸，记者手臂受伤；
11月7日，湖南长沙电视台记者在宁乡县采访时被围殴，采访设备被毁坏；
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山西省保德县采访一污染企业时被殴打；
11月20日，福建电视台记者在寿宁县采访一起建设纠纷投诉时，遭县建设局局长的殴打，摄像
机被扔进了河里；
11月29日，湖北电视台记者在宜昌采访一家欠薪企业时被殴打，摄像机被夺。
媒体上有关记者被打的报道还有：长春《东亚经贸新闻报》记者采访遭殴打；《青岛晚报》记者采访火灾遭遇毒打；《新快报》记者采访“飞车党”血溅街头；《深圳晶报》记者采访落水儿童遭暴打；《华商报》记者采访遭揪打；《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被打伤……
新闻媒体作为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和呼声的通道和窗口，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和重要的监督职能。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不仅在于他们的劳动成果，还在于他们处于边缘状态的身份。记者可以激浊扬清、针贬时弊，但他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享有行政权力；他可以为民伸冤、打抱不平，但不是司法机关人员，不享有司法权力。
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尽管不是行政权力，不是司法权力，但它却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力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具体采访报道行为来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遇到困难和不平就盼望记者出来主持公道，守卫公正。
不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还是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公众利益的关怀。时代把记者与公众和真相联系在一起，保护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就成为记者命运的关键。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
如果对记者被打再作细分可以发现，今年出现的打记者现象有四大特点：一是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老板直接指挥打；二是不仅局限于打地方媒体记者，直打“国”字号媒体；三是打记者事件此伏彼起，愈演愈烈；四是殴打记者一般都以治安案件处理。
采访受阻，报纸被扣，记者被打，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个别地方掩耳盗铃的拙劣表现，也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中国背道而驰；但如果从根本上看，舆论监督受阻，是具体法律对新闻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的缺位所致。
也正是目前法律上对记者保护的薄弱，才使一些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前段时间有的地方推出“记者险”，虽然能够使人身受到伤害的记者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保障，但只有在法律上给予阻碍记者正常采访权力者以足够的威慑，给那些为了乌纱帽欺下瞒上官员足够的畏惧，才能使记者在采访时真正享有“人身保障”。
可喜的是，有的地方已经出台了为新闻记者采访提供司法保护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6月宣布，今后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围攻、殴打、伤及人身权利时，人民法院应对违法者依法惩处，坚决为记者提供司法保护。
尽管记者维权还存在着法律缺位，但人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记者是永远不畏艰险的，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