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院唯一的“脑死亡”研究机构——武汉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的负责人、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器官移植学会会员，发表过论文60余篇、医学专著10余部。由他撰写的中国专著《脑死亡》一书，将于明年3月面世。
12月3日，武汉同济医院两名儿童尿毒症患者，在接受一名儿童脑死亡者自愿捐献的肾脏器官后康复出院。日前，他们和陈忠华教授一起在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陈教授介绍，脑死亡者是一名湖北籍10岁男童，11月上旬因车祸头部严重受创被送入医院。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的陈忠华、张苏明、雷霆教授等6位专家分3组严格参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卫生部公布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经头脑CT、脑干测试、脑电图检测、自主呼吸停止测试、附加阿托品试验等项诊断后，判定该男童为脑死亡。男童的父母在得知孩子的生命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无偿捐献孩子器官，去挽救需要施行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命。此时，同济医院恰好有两名儿童重症尿毒症患者，需要进行肾脏移植。11月10日，器官移植的教授取出脑死亡儿童的两个肾脏，分别植入这两名患儿体内，手术十分顺利，术后两名小病人恢复良好。
陈教授说，目前我国有12万尿毒症病人等待肾脏移植，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供体来源严重匮乏，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脑死亡的诊断不仅涉及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付出大量徒劳精力和财力的脑死亡亲属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解脱。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诊断协助判定的6例脑死亡人中，有5例均为患者家属主动提出诊断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是，主动提出捐赠器官的只有1例。脑死亡的诊断和器官移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他说，今年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宣布中国首例“脑死亡”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它标志中国开始接受“脑死亡”概念，也为“脑死亡”立法作了有力推动。但他认为，目前社会上对“脑死亡”存在着五大认识误区：
（一）对患者宣布“脑死亡”是减轻其痛苦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患者已经死亡，没有痛苦可言。“脑死亡”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减轻了他们等待和无望的痛苦。
（二）“脑死亡”与植物人混为一谈，这两者的判断标准根本不同，有无自主呼吸就可判断。
（三）“脑死亡”与安乐死混为一谈，这两者是生命自主权的根本不同。“脑死亡”是生命自主权自然延伸到家属，后者是患者主动要求死亡。
（四）“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供体混为一谈。“脑死亡”的活体器官并不一定能用于器官移植，因为器官移植要征得脑死亡者家属的同意。
（五）法学界对“脑死亡”立法意义的认识不深刻，对“脑死亡”可能引起民事侵权表示担忧。医学界本身对“脑死亡”的再学习也不够，理论准备还不充分。
陈忠华表示，中国“脑死亡”立法属于科技含量高、人权及伦理学混杂的法律进程。如果在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实现，是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