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了记者采写的这篇报道，深为三峡学院的学者们为了事业的求索与追求，甘于淡泊，负重前行的精神所感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既需要叱咤风云，勇于开拓创新的改革者，也需要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本报今天推出这篇报道，就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求真知、讲奉献的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
与重庆三峡学院几位学者结识，源于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几次接触之后，不禁有些疑惑：真的还有这样做学问的人吗？这样的求索之道，究竟是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还是更加接近了学问的本源？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祁俊生和植物学教师刘云峰是一对老搭档。从1998年起，他们每年都要在长江三峡库区钻几个来回。祁俊生调查三峡库区的药材资源，刘云峰追踪哪种植物能够在蓄水后的近岸水域生存。祁俊生要往山上爬，刘云峰要朝水边走。在重庆蒸笼般酷热的夏天，两人就这样在高山之巅和大江之滨不停穿梭。
1998年，重庆三峡学院全年的科研经费只有12万元。由于不能像其他项目一样预先拟定进展计划，祁俊生和刘云峰没有争取到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资金，每次外出只能自掏腰包。
刘云峰不止一次去滇池。逐年恶化的滇池水质让他痛心，也让他很早就开始为三峡成库后的污染治理操心。“开始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成果，就是不愿看到今后的库区变得像现在的滇池一样。”刘云峰说。他的老家在三峡库区的开县，至今还两地分居，但他很少专程回家探亲。开县长着很多芦苇，过去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在去芦苇荡做完课题后回家看一看。现在这样的机会也少了，因为芦苇已经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探亲的“任务”，几乎全部落在妻子的身上。
徒步研究的方式，最费力，也最省钱。一家科研单位曾为“三峡库区面源污染控制预警系统”提出数百万元的预算，祁俊生只花12万元便完成了。刘云峰花掉自己6年时间和几千元工资后筛选出的11种植物，已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实地适生性实验。他们提出的三峡库区中药材发展建议和库区保土固岸及控制面源污染的生态治理方案，都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7楼，有一个“三峡库区地方文献特藏室”。特藏室共有反映三峡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照片15000余张、图书9000余册、故事片和电视剧160余部，以及三峡地区所有的明朝档案资料和清朝编纂的所有县志。特藏室还收集到了明代版本的《三国演义》、三峡库区最齐全的《地方志》和库区第一座大桥万安大桥于1929年修建时的照片。
这些资料的拥有者，是40多岁的图书馆职员马小平。为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他花费了10年心血。而他被确诊为鼻癌患者，差不多也已经整整10年。
马小平的妻子下岗后在学校摆了个小摊。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到小摊旁帮着张罗。但为了找一本宜昌码头运输方面的志书，他几次赴宜昌寻访，将其收入囊中。新编《云阳县志》，每部180元，他一次就买回两部。10年来，马小平为此借款数万元。当简陋的居室实在容不下这些资料，一些出版社和文化商又不断携重金登门游说时，他说服了亲友和家人，将其无偿提供给三峡学院的师生做研究。
熊建立教授写了两年报告，终于如愿。与熊教授有着同样愿望，并作出了同样努力的，还有任桂园教授和程地宇教授。
熊建立坚辞系主任一职，原因有二：志不在此；让人分心。“系主任要管的事太多，哪里还有时间在外面跑？”至于是否会因此失去下一步发展的台阶，他并不在意。
任桂园教授辞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一职后，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川渝两地所有古代产盐点。他的《三峡盐文化研究》，提出盐是三峡文明兴衰更替的内在因素。由于资料详实，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熊建立曾经提出调离三峡学院，理由是“项目实在做不下去了”。项目做不下去，又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学术带头人，学院安排的任务太多，没有时间；二是学院的实力不够，对项目的支持有限，学院的在外名气不大，对争取项目也有影响。但他最终还是留下来了。“要是真离开了三峡，我就必须放弃研究三峡。”熊建立说。
重庆三峡学院位于三峡腹地的重庆市万州区。离重庆市区约7小时车程，重庆至万州的高速公路于12月28日通车后，约4小时。这是目前全市地理位置最偏僻的一所大学，却同时是教师流失率最低的大学。1999年履职的院党委书记伉大林说，相对于兄弟院校，三峡学院各方面都还有较大差距。但学院力所能及地为有志于三峡研究的教师们提供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并将每年的科研经费由原来的12万元提高到了200万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研究三峡的责任。”
退休10多年后，70余岁的谭文兴教授的专著《杜甫夔州诗研究》，甫一出版，便受到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学者关注。这让很多仍在教学岗位的教授们感叹不已。不止一个教授向记者介绍谭文兴教授如何不恋功名利禄，自甘淡泊，并一再称赞：“谭教授是一个真正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许他们从谭教授的背影里看到了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