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般重视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这种理性与实践相脱离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重整体、轻个别，重系统、轻局部，重形象、轻抽象，重混沌、轻精细，喜欢作定性研究。而西方人则比较注重实证经验、逻辑推理，善于作定量化的分析。
中国人的姓名，是先整体后个别，从大到小，即代表全家族的姓氏在前，然后才是个人的名字；西方人大都是个人名字、父名、家庭姓氏的排列方式。中国人对日期的写法也是从大到小，按年、月、日顺序排列。中国人在信封上写收信者地址，是先国名，接着是省、市、区名，然后是街道、门号和室号，从外到内，由大及小。反映到具体的商务方法与习惯上，就成了先务虚、再务实，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这使得喜欢单刀直入的西方人觉得是在兜圈子，回避对实质问题明确表达，甚至认为是“反映了东方人的圆滑与世故”。
从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和实践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中医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是一个各部分器官组织有机联系的整体，某个局部的病症要通过对全身系统的调理来解决。西医则是究其病原直接深入到分子原子，病菌病毒。
在规范人的行为和解决纠纷方面，中西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中国文化考虑的顺序首先是情感、仁义、道德、友善，然后是伦理、习惯、传统，最后才是规则、法律。西方的顺序则相反，首先是规则、法律然后是伦理、习惯、传统，最后才是情感、仁义、道德、友善。中国人一旦发生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人性和情感，是如何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于是，很多应该利用法律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感到小题大做，而是习惯于通过情谊无价的感化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教育以及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西方人则与此不同，他们面对纠纷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人的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重“面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中国人把谈判结果是否能为自己脸上争光看得十分重要，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诫在和中国人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
西方的儿童从小就被教导，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18岁成人之后原则上就要离开父母闯天下。所以在成人前，家庭和学校都是教育子女为自己将来的独立生活作准备。这些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欧洲大学的开放意识也非常强，注重与外界的联系。如瑞典的BTH工学院就建在软件园的旁边。软件企业的人员可以到学校来听课，大学教授和工程师直接为软件企业作项目，入学无年龄限制。在本科生中有一位42岁的大龄生，是工作多年后认识到教育对他今后发展的关作用又回到学校的。很多学生并不是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而是断断续续，边实践、边工作、再求学、再工作，追求实际效果、不求虚名。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找到好工作的愿望。
坦率一般来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他们的观点里对事情的批判和表白，坦率地表示不同的意见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在典型的西方会议中经常会看到这种场景，两个西方人就一个议题激烈争辩，谁也不让步，但讨论结束后两个人可能非常友好地共进午餐。因为他们认为讨论的事情和参与讨论的人是两回事，讨论中的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到参加讨论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明知事情有不同的观点，不直接表达出来，反而是一种不坦诚不认真的表示。因此参加以西方文化为主调的会议时，应坦率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是反对意见也要明确提出。
西方人经常说“我会说汉语，我能讲日语”，这并不代表他和东方人的语言水平是一致的，但他敢于认可自己的能力，这基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认为你个人体现出你自己能力和成就的总和，所以西方人认为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最好的才能讲出来并不是骄傲。如果自己有能力却过分自谦，反而是一种虚伪。但东方人在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中往往愿意体现出谦虚的姿态。一个东方人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高手，但他可能说知道一点这方面的事情，决不会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东方人的看法是，先将期望值降低，然后在实际的表现中超越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同时又能免于丢脸的窘境。在西方的文化教育之下，西方人是在竞争中成长的，他们相信个人的能力会通过竞争得到发挥和体现，而只有竞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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