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第六次科技革命已渐次拉开序幕，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体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我国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如何充分认识并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光明日报》年初以来组织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具有前瞻性，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在谈到新时期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时，有人主张自主创新为主，有人主张技术引进为主，我们则主张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关键领域加强自主研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这一点人们已多有共识，然而对于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科技发展战略，人们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廉价，因此在规划未来战略的时候，主要应当考虑如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靠发挥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引进技术为主、自主研发为辅来取得技术创新。对这两种观点，我们都不完全赞同。
持前述两种观点的人，立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李嘉图指出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商品的相对生产成本，而不是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绝对生产成本。每个国家只要比较生产投入量的相对水平，即可决定比较利益之所在，进而决定贸易的方向。对李嘉图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由迈克道格尔完成的。迈克道格尔的实证研究以1937年为例，考察了美国与英国各行业的出口绩效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迈克道格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25个部门中有20个部门服从假设检验。斯特恩比较了1950年和1959年两个年份美、英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与迈克道格尔大致相同的结论。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比较优势理论基本一致，因而应该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一个绝对真理，有着先天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比较优势理论有一系列的假设前提，抽象掉了许多重要变量，诸如国际局势等变量。从现实世界来看，国际局势既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当国际局势受某种因素的影响向不稳定方向发展时，整个比较优势理论就会失去作用。（2）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实际的国际贸易当中，商品、服务、技术、资本等却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是要受到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的限制，甚至要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3）比较优势理论有一条重要的结论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将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但这一点与现实有较大的出入。一般说来，各国大都会生产一些与进口商品相替代的产品。（4）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到交易国双方的两极分化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有其科学性，但又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它奉为金科玉律。更何况，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时，不应该仅仅考虑经济因素，而应该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外交、国防、主权等因素。我们不能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初级的技术水平加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变成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利润之源。
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也比较落后，但是他们不相信比较优势理论，而是走了一条特殊的技术创新之路。如果当年日本只重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今天它就只有进口汽车的份儿。因为在汽车方面，日本当年既无绝对优势也无相对优势。再如照相机，当年优势在德国；手表，当年优势在瑞士，但日本就是不信比较优势理论，而是自主研发，拥有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现在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占有很大份额，并且可以同当年的优势国家相竞争。目前，日本在研究开发大型客机，准备同欧美分庭抗礼。韩国也不相信比较优势理论，例如在家电、汽车、钢铁、造纸行业，比较优势在日本，韩国人自主开发制造技术，现在基本上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个不小的份额。日本、韩国的技术创新之路很有特色。他们走了一条“引进—模仿—改造—原创”的道路，没有仅仅停留在引进、模仿阶段，而是在战略技术、关键产业技术领域逐渐演进到原创阶段。事实上，现在日本、韩国在若干重要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国际竞争力，及时调整了科技发展战略及政策。其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主要涉及基础研究、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农业科技、环境科技、空间科技等领域。德国政府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核聚变、航空等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内的科研工作，力求在现有条件下全面提高德国的研究与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研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日本的科研重点转向生命科学，包括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结构分析、生物医学和脑研究，加速了对信息研究开发的大力支持。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德国和日本在当今高新技术领域不占优势，因此没有必要在高新技术领域搞研发，直接进口美国的高新技术乃是上策。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可见，西方发达国家鼓吹比较优势理论，然而他们却不相信比较优势理论。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认识。
一个国家制定自己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诸多复杂因素，谨慎地、稳健地进行决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时候，更应该如此。不仅应对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而且应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我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战略利益的紧密关系，而不是仅仅只盯住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物质利益。
综合国际形势，局部矛盾日渐增多，武装冲突接连不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活动空前活跃，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新殖民主义有所抬头，“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危险继续存在。在经济领域，新经济初见端倪，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衍生市场恶性膨胀，投机过度，风险隐患增多，过快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降低了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国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国际贸易领域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以及政治壁垒的存在使国际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西方发达国家想以其强权控制世界，在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会综合运用经济手段，以最终达到目的。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走什么样的科技发展道路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曾针对是自己造船，还是租船、买船更可取的问题就有过争议。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自主研发的道路，自己发展起造船事业，现今我国的造船业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仅次于日本、韩国。反之，如果我们在战略技术领域、关键产业技术领域不搞自主研发，指望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贸易进口技术，这样虽然目前能节约一些经费、节省一些资源，取得一些经济利益，但从长远看，却是弊远远大于利的。某些国家在我们要进口某项产业的关键技术的时候，往往是联合起来给我们设置障碍。而且，对我国实行典型的双重技术标准，搞技术“霸权”。发达国家还经常破坏我们的技术研究，当我们起初要进口他们的技术的时候，他们不卖；当我们自主研发接近成功的时候，他们又将技术卖给我们，使我们的科研投资没有回报，降低科研投资主体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将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寄托在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上，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必然首先是经济上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然后是政治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摆正心态，正确认识自我，以科学、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排除各种人为干扰，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时加强自主研发，有所为有所不为，力图赶超。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取向应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技术领域、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技术领域，必须不惜代价，立足于自主研发；在一般技术领域，可以通过技术贸易，引进、消化，从而达到再创造；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要放在重要位置上。国家在实施科技战略的时候，必须正确处理好自主研发与引进消化的关系，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显性利益与隐性利益的关系，“赶超”与“先走一步”的关系，科学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民间投入的关系，政府引导科研和市场调节科研的关系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世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领先了四千五百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在科学研究上又取得了一系列骄人业绩：“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人工结晶牛胰岛素的提取、“神舟五号”的上天、巨型向量计算机的研制、水稻基因图谱的精确绘制，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智慧。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进行自主研发。按照日本、韩国的经验，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正处在一个“赶超期”、“起飞期”、“自主创新期”，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在战略技术领域、关键产业技术领域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惟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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