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保定1月3日电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一邮友向媒体展示了吴宓先生于民国22年（1933年）12月31日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信是写给一位关心《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文友的，信中谈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一事。《大公报·文学副刊》从1928年1月2日创刊到1934年元旦终刊，而在《吴宓日记》中，1934年是一段空白，所以有关《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我们在已公开的史料中看不到吴宓的解释。此信正可为《吴宓日记》佐以缺失史料。
从1928年1月起吴宓开始应张季鸾和胡政之的邀请为《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此副刊具有非常浓厚的学院派风格。当时因为吴宓任教于清华大学，所以该副刊的编辑通讯处就设在清华大学内。而每期稿件都是由吴宓在北平编好后再寄往天津交《大公报》发表。
此信信封及两页信笺均为国立清华大学用封用笺，封及信笺之上盖有吴宓红色手章，信笺落款处还盖有“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蓝色手刻章。保定市邮友是从邻居家丢弃的旧书旧信中淘出此信，最初吸引他的是清华大学的旧信笺非常漂亮，其中一张还印有孙中山的“总理遗训”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天下为公”语录，后来才发现此信乃名人吴宓的手札，而信中主要谈的，是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有关的事。
信中写道：“缘《文副》发刊数载，虽外间不乏赞赏之人，如君者，而本报馆当局则殊不喜之。……弟已心知《文副》命必不久。……”原来给吴宓写信的人建议《文学副刊》出三百期纪念刊，而吴宓却已得知报馆令《文学副刊》停办，吴宓说此事乃“伤心之事”。从此信中得知，吴宓本来准备了一篇《〈文学副刊〉停刊宣言》，意在说明“《文副》之停，非由编者怠惰，乃由报馆之威命”。当然报馆没有允许这篇文章发表，而是在报上刊登了一个简短的“本报启事”说明停刊一事。信中吴宓说“嫉恶《学衡》，因之嫉弟者”，并推论这是自己《文学副刊》被停刊的原因，但此原因“万不好对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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