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只有在不断创新中，凝聚力才能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只有在不断创新中，生机活力才能不断焕发。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创新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党的活力的不竭源泉。
我们正处在风云变幻和伟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深蕴创新精神、亟须创新实践的时代。无论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还是社会实践的新发展，都迫切要求我们更加具有创新品格，更加弘扬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在不断创新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人类自从摆脱愚昧时代，迈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就具有了创新的要求和创新的本领。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不断创新中进化进步的历史。人们在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创新，都无不在提升着社会文明的程度，同时提升着人类自身创造社会文明的意识和才能。
创新，顾名思义，即创造新的东西，含有始创、首创之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前人没有创过的，这就是创新。《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汉书·叙传下》：“礼仪是创”——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精辟论述，深蕴着中华民族先贤勇于创新、重视创新的思想。然而创新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事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学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作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要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就需要有新的生产理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技术，这就必然衍生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因此，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或社会现象，创新不是单项的而是包括多项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
历史进步的本质在于创新。无论是古代的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还是中世纪欧亚大陆的农业文明，抑或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都无不是进步民族勇于创新、不懈探索的结果。一个民族，只有在不断创新中，凝聚力才能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只有在不断创新中，生机活力才能不断焕发。创新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不朽灵魂。在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由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而削弱以至丧失民族发展活力，直至走向失败和消亡，这样的史例不胜枚举。古老的中华民族正是由于坚韧不拔、勇于创新，才得以在历史上长期领世界民族之风骚。然而自十九世纪初始，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养尊处优，因循守旧，面对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茫然无知，并采取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从而导致泱泱中华大国一蹶不振。马克思在评析这一历史变化时曾鞭辟入里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6页）。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伟大的理想，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借助于各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必须大力弘扬民族创新精神。中华民族惟有创新，才能崛起；惟有创新，才有希望；惟有创新，才能复兴。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要不断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离开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与时俱进便无从谈起。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不拘泥于书本，也不拘泥于经验。它注重于对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注重于对客观规律的深邃揭示，注重于对未知世界的深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是时代的变化，二是实践的发展。顺应时代，应运而生，适时而变，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4页）。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162页）。时代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寓于实践性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惟一源泉，离开实践的沃土，离开时代的阳光，马克思主义之花就会失去创新雨露的滋润而枯萎；脱离具体的时代和实践而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途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深蕴着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与创新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成功地探索了在中国这样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奋力开拓者，邓小平同志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鲜明地体现了创新精神。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和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中很难完全找得到，它们无不是对社会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的结果。敏锐的时代意识，鲜明的实践品格，浓厚的群众观点，深邃的规律揭示，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本质的基本要素。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新品格和创新精神方面，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境界；积极回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精辟揭示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深刻阐发了共产党执政的主题和本质，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概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两大根本问题k k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并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这一新的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本质与创新要求，就要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篇大文章。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事业。科学社会主义150多年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历史。从理论形态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后来在各国发展中出现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也无不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创新的成果。从运动形态看，社会主义自从走出乌托邦的荒野，迈进科学的大门，就开始了实践创新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无不是实践创新的结果。从制度形态看，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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