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世实学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会的历史大变局中出现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是近代中国人应对世变的学术。正是晚清经世实学的勃兴，为中国“旧学”向近代“新学”的转变提供了内在的契机。综观晚清经世实学的流变，从横向考察，可分为“三种路向”；从纵向考察，可分为“四个阶段”。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把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时期。他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中国学术以经学为中心，“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于经学中表现之”。晚清经世实学的演变也是如此，它以经学的三大流派“今文学”、“古文学”和“宋学”为“根据”，呈现出三种路向。
1.今文学的路向。在清代前期，宋学和古文学分别占据意识形态和学术的中心，而今文学自东汉末年以后即长期湮灭不彰。直到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和刘逢禄重开今文学门径后，今文学才异军突起，“翻腾一度”。今文学偏重“微言”、主张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在嘉道年间吸引了一大批厌弃训诂形声而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敏感士子，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故纸堆转向活生生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并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梁启超语）。尤其是龚自珍和魏源继承刘逢禄“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以经术作政论”，在今文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了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至戊戌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将今文学说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这就是今文学经世的路向。
2.宋学的路向。清承明制，以程朱为正统，科举考试“一宗朱子”，因此在有清一代，宋学一直高踞庙堂。然而，在经过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批判之后，知识界已很难再建立起对理学的虔诚信念。乾隆以后，汉学渐盛，“治宋学者已鲜”。特别是嘉道之际的一批治世能臣，如严如煜、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在经世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程朱理学在实务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外在事功，积极讲习经世致用之学，主动地以经世实学济宋学“外王”之不足。尤其是贺长龄，他延聘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以供有志经世者取资借鉴，于当时的学风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因而在强调“义理”的同时，也肯定“经济”（经世济民）的重要性。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学并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经世“礼学”。这是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发展的经世实学，大体都沿袭这条路径。
3.古文学的路向。古文学又称为“汉学”或“朴学”，它“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周予同语）。在乾嘉时期，汉学曾极一时之盛，以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但在晚清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与宋学一样显得苍白无力，其“烦琐碎裂”、“不适于用”的流弊暴露无遗。在此形势下，汉学内部也发生着种种蜕变，呈现出内部更新的趋向。其一，从考古转向通今；其二，从考据回归义理；其三，从治经过渡到治史。其治学目标直追“求是”与“致用”的统一，这实际上是要重建清初的学术传统。此一学术动向在“最后的朴学大师”（侯外庐语）章太炎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章太炎为学追踪顾炎武，他一方面主张治学要“研清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反对今文学派强物就我、随意附会的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这是古文学的经世路向。
上述“三种路向”是从学脉上划分晚清经世实学，若从其纵向的演变上，则可分为四个阶段。
1.晚清经世实学的复兴期。嘉、道以降，清朝国势日衰，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面对危局，一批以“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和开明官绅，极力提倡和重振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探求纾解民困、匡救时艰的良策，遂使久已湮灭的经世实学迅速复兴。他们“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理财、治河、漕运、海运、盐务、水利、刑狱以及养民、边政、海防、“夷务”等实政之学，统统成为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这使得经世实学在道咸年间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陶澍、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姚莹、徐松、张穆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经世派的佼佼者。而对经世实学提倡最力、理论贡献最著者，当首推魏源。他帮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是晚清经世实学复兴的标志，代贺长龄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序》被后世学者称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刘广京语）。不仅如此，他还在鸦片战争后完成了面向外部世界的《海国图志》，鲜明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为经世实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晚清的思想和学术。
2.晚清经世实学的高潮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深感“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一批主张采西学的有识之士，深感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实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实学已不敷时用。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帜，采西学，设局厂，谋自强，掀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一以“师夷智”为新内涵的经世运动，不仅给经世实学注入了新内容，将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推向高潮；而且造成中国文化结构的异动，为近代“新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道咸间的陶澍、林则徐、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是晚清经世派的第一代主将，那么同光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便是晚清经世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
3.晚清经世实学的蜕变期。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一批接受西学影响日益深化的早期维新派人士，已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仅靠仿造西式枪炮、轮船和创办新式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实行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早期维新派的经世思想无论是在治体上还是在治法上，都大大逸出中国“古学”的轨范，已非传统的经世实学所能涵盖。但他们最终未能完全冲破经学的束缚，完成从经世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换。他们一方面主张“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另一方面又反复宣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法可变而道不可变”；一方面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另一方面又提出抑民主、尊君权。
4.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三十年自强运动的破产。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以新的时代精神阐释儒学旧传统，创制出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体系，完成了由经世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换。章太炎、严复等人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和对近代学术精神的诠释，更从逻辑上宣告了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和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而清末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确立，使延续几千年的以“士”为主体的“四民社会”宣告解体，作为经世实学主体的“士”这一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各类专业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历史的变动使经世实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
综上所述，晚清经世实学的演变，既承袭着儒学经世的传统，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正是这种双重性格，使之成为中国“古学”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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