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金秋，《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2003年9月版）。可以说，这是朱氏文学理论批评的珍藏版，也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繁华一季的纪念册。
朱氏理论批评的意义首先在于，他紧密跟踪军旅文学运动的实践，不断地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判断和意见，逐渐地形成了一套自圆自洽的关于军旅文学的批评话语。譬如，他根据作家和题材的划分，针对80年代的军旅小说现状，提出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作战”的总体判断，应该说，这是对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形象而精确的概括（参见《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此一概括已被《中华文学通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等多种文学史采纳，我谓之“两三论”。又譬如，他从中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最早对出身“农门”和“军门”的两类青年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中国军人的农民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民族文化背景的重要意义，并据此提出了“寻找合点”的探索路径，在“农家军歌”的背景下，率先发现和阐扬了“农民军人”的贯穿主题。虽然此论引发了颇多歧见和争议，但也获得了广泛认同并直接影响和刺激了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李西岳等新锐作家的创作走向却是不争的事实。（参见《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我谓之“农军论”。再譬如，他采用“擒贼擒王”的方略，从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切入，对莫言、周涛、朱苏进、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等重量级或新锐作家进行跟踪研究或及时举荐，撰写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等系列长文，对于确立、宣扬和阐发军旅文学代表性人物文学创造的意义、地位与影响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批作家论我谓之“剑客论”——“两三论”是朱向前的发现，“农军论”是朱向前的发明，“剑客论”因朱向前而发生又因朱向前而发展，它们辐射开阔，涵盖了现象论、作家论和理论研究；它们又和谐统一，通通打上了鲜明的朱氏印记，显示了朱向前在理论批评建构上鲜活而独特的原创力。
朱氏理论批评的意义其次在于，他尝试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批评文体，《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是其代表作。且不论该文采用的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相结合、作家本体和作品本体相结合的思路使人耳目一新，更令人称快的是，全文4万余字，“上、中、下”三篇严谨对称的结构、文采飞扬的语言、以及生动传神的意象和精确到位的观点浑然整一所呈现出来的美文批评风貌。以我个人的陋见，在理论批评领域中，像朱向前先生这样，从起承转合到遣词造句再到音调韵律，如此讲究如此投入的强调批评的文体意识者实属凤毛麟角。有论者说，朱氏批评堪可当散文读之，该书的诸多篇什即是明证。
当然，如果据此仅仅把朱氏批评归为作家型或感悟式批评恐怕又有失偏颇。应该说，他具有作家型批评的经验、直觉、感性、灵动等优长，但又不囿于经验主义或印象主义。区别在于，其一，朱氏批评往往从大处着眼，长于作宏观的概括。其二，朱氏虽无学院派的规范训练，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该书第四辑收入的10篇长文，就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学养背景和学术视野。
因此，我赞同王蒙先生的评价：“朱向前本人也创造性地做了一些宏观研究。例如他对于‘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就提出了一些不俗的见解。尤其他对于军旅文学整体态势的快速扫描和敏锐把握，对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带有本体性质的研究与分析等等，都触及到了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课题，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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