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传寅先生的专著《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感到其方法论特色相当鲜明。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论辩，一是比较，一是论从史出。沈达人先生在为郑著所写的序言中挑明了前两点。而我想说的是第三点：论从史出。
论从史出并不新鲜，是做学问的惯例，但是，何种论自史而出，论自何种史中出，论如何自史而出，还是有讲究的。郑著是概论，当然要以论为主，以史为辅。
任何一个概念其原初义或本义不可能不是“源”已有之。或许起源处就隐含着中国戏曲的本质吧。称“戏曲”而不称“戏剧”，这本身就表明论者心中有数，对中西之“戏”作了明确的区分。说戏曲源于古代宫廷俳优也好，说源于皮影戏和傀儡戏也好，说源于古印度的梵剧也好，说源于宗教仪式也好，都说明成熟形态的中国戏曲与这些形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成熟形态的中国戏曲仍然含有古代宫廷俳优或其他形式的因子。就此而言，中国戏曲的起源就不会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因素或多“血统”的。郑著所持的便是此种多元发生论或多源论。
溯源必得援史，这是颇费周折而非做不可的事情。要质疑“中国戏曲源于古代宫廷俳优”等的单源论，除了需熟知古今诸家的论断以外，还需分析其史实依据，寻找论断与史实之间的裂隙。而郑著正是这样做的。
郑著在列举自北宋高承至清代焦循等人的论断之后，直接引出《史记》一二六卷《滑稽列传》中对“被诸多曲论家目为戏曲之滥觞的‘优孟衣冠’”的描述，接着辨明“优孟衣冠”并不完全合乎戏剧艺术的本性。按郑著，“戏剧必须当众表演，但当众表演的不一定是戏剧”。郑著否认优孟说，理由有二：一、优孟对真人的“模仿”是人物装扮，但不是演戏。因为戏剧不限于人物装扮，人物装扮只是构成戏剧的一种要素。二、人物装扮并非自优孟始。因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作为一种“模仿”行为，人物装扮的历史要远早于夏代。这里的关键是，郑著之戏与古人之戏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具备现代形态的戏剧，而后者还只是原始形态；前者是高级概念，后者是低级概念。马克思讲高级动物身上含有低级动物的特征，同理，高级概念如中国戏曲中间肯定含有低级概念如古代宫廷俳优的因子。所以郑著否认“优孟说”而不否认古代宫廷俳优对中国戏曲创生所作的“巨大的贡献”，也就是说，郑著认为古代宫廷俳优实为多源中的一源。
该书援引和分辨大量的文献资料，结合不同历史时段的具体情况，考察和推断了中国戏曲产生的远源和近源。郑著认为远源是“人类童年时代所创造的表演艺术”，例如巫术仪式上的歌舞、宫廷俳优的化身表演等；近源是民间社火、宫廷优戏、宗教仪式和外来乐舞。尤其是对近源的考察和推断，充分显示了论者良好的运用史料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论者并没有全盘否定前人的成果，而是在矫正前人“偏执”一端的基础上采信或综合前人的成说，变单源论为多源论。
通观郑著，它是把以上方法贯彻到底了的。精心选取论题，据史出论，在论辩中弥合概念与史实之间的裂隙，力求出新而不作无谓的妄断，这也许就是郑著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郑传寅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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