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大运河作为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工程，是华夏民族的历史丰碑和永远的骄傲！长城早已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蜚声四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造福千年的大运河却至今游荡在文物保护视野之外，承受着不能承受之“轻”。大运河是否文物？能否列入文化遗产？是国家文物部门与有关水利交通部门间一直争议的一个问题；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即将展开，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
葛教授从大运河历史谈起。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之凿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有明一代和清前、中期，京杭大运河成为漕运通道，屡加疏通。大运河连缀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在沿线与支线网附近崛起一大批如扬州这样的繁华的城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国的一条搏动不息的大动脉，大运河一直沟通着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维护着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民命国脉攸关，意义重大！
清嘉庆以后，海运渐兴，大运河失修，黄河北岸段梗塞，大运河昔日辉煌成为过去。然而各个时代的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仅山东段已知的文物点就有100多处。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人们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包含了历史、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价值，完全具备文物的特质和内容。
不仅如此，大运河还创下了多项傲视环宇的纪录：论长度，它比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有“运河之王”的土库曼运河长400多公里；论年代，我国最早的古运河开凿年代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64年，比“运河之王”早2443年；论文化，大运河保存了具有内河特色的文化，沿岸几十座城市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是意境别具的高品位文化，其文化的深层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葛教授又说：同样是古代水利工程，罗马城内的13条古罗马时代的水道，最长不过90余公里，均为意大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班牙塞戈维亚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大渡槽”，建于公元前一世纪，长仅813米，早在1985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我们的大运河却始终未被界定在文物保护的领域内，更谈不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葛教授深感遗憾。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运河目前的尴尬现状？葛教授认为：在管理体制上，大运河作为航运水道一直由各地水运局或交通局分段管理，其必然的结果是，重经济效益而轻历史文化积淀，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关注沿线的文化遗存。而且至今文物部门也只是作壁上观，始终未能主动介入对大运河的监控。
在资源利用上，人们只注意“黄金水道”，内河货运量的增长与否，很少关心运河文化对环境生态、旅游景点、风土建筑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不注重对文化资源的积极开发利用，致使未将运输体系的利用和文化资源的保护齐举并重，没有树立长远战略眼光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在文物保护上，由于文物部门理念迟滞和条块切割，至今也没有一部《大运河保护法》出台，没有一份保护规划方案；而经费的捉襟见肘更使文物保护雪上加霜，只能徒叹运河文明的失落；被动等待的心态使大运河的文化遗存定性若明若暗，导致文物保护工作的若存若亡。
葛承雍强调：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即将全面展开，工程选线涉及到大运河主河道和支线，大运河及其沿线文物的保护已是迫在眉睫；而统一认识，确定大运河的文物价值则是保护的前提，更应尽早得出明确结论。他希望将大运河作为一个保护文化遗产的蓝本，建成为一条现代化建设与文物保护协调一体、交相辉映的大经济、大文化的水岸长带。葛教授认为，大运河为古老文明的中国带来了杰出的声誉，将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是当之无愧、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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