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是文学作品版本密度最大的时代。由于政治形势、出版机制、文学观念等的不断改变，许多作品都被不同程度地修改，导致版本的变迁，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拥有众多不同版本（不算新文学在当代的版本）的文学样态。这是中外文学发展史上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时期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主要是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的改变导致了作品新版本的出现。如对刘少奇的批判、与前苏联的断交等对《创业史》等作品再版本的出现有重要影响。“文革”的到来和“三突出”原则的提出使《芦荡火种》等现代京剧有了样板戏版本。一些“潜在写作”在“文革”中有不同的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回答》（北岛）等。从70年代末到现在，当代文学新版本的出现则主要是因为完善艺术方面的动机。如“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和一些“潜在写作”在这个时期的定本，还有这时大量的作品发表转成单行本，作者都会作一些修订和完善。同时，出版的自由使得许多作品可能有多个出版社的版本。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三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莫言的《丰乳肥臀》有初版本和增补修订本。这时期也有少数作品新版本的出版是出于非艺术方面的考虑，如《白鹿原》的修订本与获得茅盾文学奖有因果关联。
当代文学作品版本的不同主要是作品内容的差异，这是由修改导致的。每一部作品的修改可能各有侧重，但也有一些共同的修改倾向。从内容上看，上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作品版本的变迁，最普遍的修改是在性、爱情、政治方面。这时期的当代文学形成一种洁化叙事规范。像《创业史》《茫茫的草原》等少数涉性的作品往往被视为自然主义，其再版本都会删去性内容的。《青春之歌》、《红日》等作品的修改本则大量删削爱情。《创业史》1977年的再版本甚至连“爱”、“爱情”一类字眼都替换掉了。一些歌剧、京剧的样板戏版本则更干净，只剩下阶级关怀了。政治问题也是这时作品修改的关键内容。《创业史》的修改本添上一条刘少奇路线。《青春之歌》再版本加进林道静到农村锻炼和赎罪的内容，重印本删去牵涉瞿秋白、王明、前苏联等内容。至于增添政治术语和政治修辞，提高正面人物的政治觉悟，突出反面形象的阶级本质，更是许多修改本共有的特点。80年代以后，仍有少数作品的修改涉及这些内容。如，《白鹿原》的修订本就被要求修改政治及性描写方面的内容。当代文学作品的修改也有纯形式上的。如《创业史》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章序的调整等，还有年老作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后，出作品的定本或文集所作的误植的订正、字词的润饰等。
版本变迁中的修改实质上是对文本本性的改变。一些重大的修改对文本的影响是显见的。如通过洁化修改，《创业史》等作品的新版本成为相对的洁本。通过政治化处理，《沙家浜》等变成了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文本。情节、结构、人物等构件的修改对文本释义的改变不言自明。字词等方面的细小修改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也会微调或改变文本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字词是修改的最小单位。对诗歌、散文来说，一字一词之改对释义尤其重要。如，“白洋淀派”的一些诗作从“潜在写作”到公开发表之间的润色往往会改变诗作的意义，很难再说它是原文本了。在叙事文体中，字词的修改有时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创业史》有一处对梁生宝的修改就很典型。初刊本写他把改霞“搂”在怀中，初版本改为他“真想”把她搂在怀中，再版本又改为他“似乎想”把她搂在怀中。这一关键调整的改动改变了细节，也改变了梁生宝的形象。生宝从一个有情感冲动的青年变成了能驾驭肉身本能与情感的圣人。如果从“阐释的循环”的理论去看修改对文本释义的影响，我们也许会认识得更深刻。钱钟书曾综合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对作品的阐释须经由字到句到篇到全书到文体到写作动机到流行文风等的反覆而返复的循环过程。
所以，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经过阐释的循环都会影响文本释义从而改变文本本性。既然修改改变了文本本性，那么，严格地说，一部作品的版本变迁实际是旧文本与新文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是有不同的文本的。如，《青春之歌》的初版本和再版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文本。前者体现了作者的叙述个性，后者更带官方叙述倾向。假如把“副文本”（热奈特语）因素也纳入阐释的循环，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将更突出。“副文本”指封面、插图、序跋、扉页题词等。它们为正文本提供阅读的视界、氛围和导引，参与文本的意义创造。如，《一个人的战争》的第二个版本的封面被弄上一幅类似春宫画的摄影，使许多人误以为该书是一个黄色文本。《创业史》再版本有“高大全”的主人公插图，而其初刊本中梁生宝的插图则更显农民本色。许多作者为作品的不同版本写的序跋而解释写作动机、文本意义等时有很大出入，50、60年代的作品在后来重印时最突出，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也有这种倾向。
当代文学作品的多版本和多文本，在进入文学批评时带来了混乱。批评家往往并不注意一部作品的版本变迁和文本差异，而误以为一部作品只有一个静止不变的文本。《创业史》初刊和再刊时，郑伯奇、冯牧等曾一致给予它高度评价。初版本出来后，有批评家开始注意到它的理念活动多、议论多等弱点，这其实正是初版时修改的结果。80年代初，又有人批评它的极左倾向，其实他们所阅读的往往是1977年的重印本。人们最初对《创业史》的批评，版本所指无疑很清楚。但在它有了版本变迁之后，就应明确批评时所用版本。如果以后来的任一版本去统指这部作品，那就有失批评的严谨性。另一常见的倾向是版本互串。要么将一部作品的一个版本的阅读印象强加于另一版本，要么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序跋文字混同引用。这些混乱现象，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版本精确所指。即批评应指向具体的确定的版本。因为，版本统指会妨碍批评的具体化，版本互串会导致阐释的混乱。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为空泛的文学批评和阐释学理论提出的一种特殊的警示。这也向作家提出了一种要求，即当作品有了修改时，有必要在序跋中作一些说明。许多现代作家对作品版本变迁往往会做出交代。当代作家似乎不大注意这一点。像林白是因为吃了批评家版本统指的苦头，才对《一个人的战争》的版本变迁补作详细的说明。
对当代文学多版（文）本现象还有一个如何进行文字史叙述的问题。有的文学史对作品的叙述也是任选一个版本，但结论却是统指性的。多数文学史或用定本却不提以前的版本，或用初版本却不提后来的版本。有时是作品曾引起论争，为要叙述这场论争才提到其修改本。如，张钟等的《当代文学概观》提到《青春之歌》、《茫茫的草原》的修改本。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强调“重写文学史”。其实当代文学史要重写，最根本的是要注意作品的版本问题。既然作品有版本变迁史，文学史就应该叙述这种“史”，而不能忽视或掩埋这种“史”。既要注意作品面世的历史时间，也要述及其后的修改历史。当代文学史的科学性应体现在对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作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的叙述。文学史写作者应该有版本方面的“知识考古”意识。对于那些版本史不明了的作品，如“白洋淀派”诗歌等，则应尽量挖掘更多史料，而不应急于给以文学史的定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作品或迟或早都会进入经典化的筛选。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首先还是版本问题。即我们到底以哪一个版本为依据去确认一部作品是文学经典。总体说来，在一部具有众多版本的作品中，我们应选择其中最具有内容真实性和美学价值的文本。这需要通过不同版本的对校和比较才能确认。如，在《创业史》（第一部）的所有版本中，最好的文本中是《收获》上的再刊本。如对那些曾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进行思想跟进和艺术除魅式修改的作品，我们最好是回到它的初刊本或初版本。对于那些出于完善动机的修改并的确有艺术进步的作品，则应重视其定本。这样，我们才会较准确地确认一部作品的文学经典地位，才不会随意地抬高或贬损一部具有众多版（文）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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