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人们通常是混为一谈的，最早是这样，后来二者剥离开来，报，特指报纸；刊，特指期刊，二者都有了专门的定义。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写出了《中国报学史》这部大著，先行一步，本应该也有的一部《中国期刊学史》跟随相匹，却迟至今日亦未出世，只是一些零散不成巨篇的小议偶尔谈谈期刊。所以，当我看到《报学》创刊号并买下它时，自然而然又联想到期刊史的命运，什么时候能拥有一册——“我记得他有一本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的《中国报学史》”（戈宝权1955三联版《中国报学史》前言）那般模样的《中国杂志史》？《中国报学史》有极大的文言成分，戈公振本欲用白话来改写，一直未能实现，戈宝权也未完成家叔遗言：“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一书之成，其难如此。
《报学》由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出版，时在1941年8月1日，仅出一期即止。属珍稀品种，知者不多。刊名由燕大国文系教授吴雷川题署，李寿朋撰《发刊辞》。
兹将本志全目照录：《中国报业的演变及其问题》（刘豁轩）、《报业十年回忆录》（孙瑞芹）、《中国报纸新闻索引法》（张景明）、《中国版权法》（罗文达著高庆琛丁龙宝合译）、《米苏里大学之报学院》（饶引之）、《新闻摄影》（宋献彝）、《报纸与罪恶新闻》（首第成）、《公意投票》（刘豁轩，燕大学生公意投票）（刘豁轩、张景明）、《中国小型报纸》（许邦兴）、《英伦报业概况》（张云笙）、《宣传分析专叶》（丁龙宝等译）。
别以为这些都是深不可测的高头大阐，其中很有一些有趣的材料呢。如《中国版权法》里讲了古代中国学者维护自己版权的故事，有的转录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的则引自那些很稀僻的书籍。本文谈及翻版的经济原因，先谈中国作家的收入——“据一般人的说法，中国作家中只有4个人能以著作谋生：梁启超，鲁迅，胡适和林语堂（后来又加了个张恨水）。”
在《中国报纸新闻索引法》里，作者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例如5月7日实报所载“大飞贼荆根荣昨落网”消息一则，若欲为之作索引，则其类题可为“飞贼”，亦可为“窃盗”，亦可为“荆根荣”。在这三个类题中，“飞贼”最直接切要。因为以后有人想起找这个材料，一定想到“飞贼”，不会想到“窃盗”。假如他的名声有燕子李三那样大，则“荆根荣”亦可作主要之类题。不过，他是初露头角，这段新闻之类题，应为“飞贼”。类题作定之后，即将报纸的标题抄下。但报纸标题有的是一行，有的则有数行。若为一行标题，可以抄录下来，但若有两行或两行以上标题，则应把最足以表示出那个事实的一行，放在前头，次要的引题或小题，放在后边或竟省去。例如荆根荣这段新闻，实报的标题是：飞檐走壁不亚燕子李三大飞贼荆根荣昨落网。上列报纸标题，当然以“大飞贼荆根荣昨落网”为主题。头一行不过是形容荆根荣的技术的引题，“飞檐走壁不亚于燕子李三”应写在此行，而不应省去；因为若没有燕子李三作陪衬，荆根荣也不能算作大飞贼了。
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趣。收集旧刊的过程中，增益知识也是一乐。那一篇《报纸与罪恶新闻》也极佳且有现实意义——“事关报业伦理极有趣味”，作者以“最近北平发生孀妇以菜刀砍毙故夫前妻所生二子一案”为例，引申至“罪恶新闻记载之报学原理”，立论见识，文笔俱佳。都说杂志比报纸有深度，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