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亨廷顿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英）马克·B·索尔特著新华出版社&nbsp

“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关于后世界理论的试金石（后冷战、后殖民、后结构、后现代、后福利、后现实、后两极，总之都是“后某某”）。在他的第一篇关于“文明冲突”的文章中，亨廷顿提出的理论囊括了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忧虑：全球化、文化、民族特征、宗教、原教旨主义、野蛮主义和文明的衰落。他认为，文化集团将是日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文化和认同（identity）是冲突的主要坐标。比起之前的像冷战时代那样的理性冲突，这些冲突更具有煽动性，更加难以平息，因为认同和文化是零和博弈式的冲突。然而，只有建构出边缘化的“他者（other）”的时候，对“文明”的描述才有意义。在亨廷顿发掘出来的帝国主义话语中，野蛮是文明的天敌。在他的世界新秩序的范畴中，亨廷顿把伊斯兰文明解释成幼稚的、原教旨主义的和无领导的、甚至是野蛮的。

对野蛮的比喻我们是熟悉的：没有礼貌、语言粗俗、缺乏道德、没有组织，野蛮人体现的是对文明人的暴力威胁。野蛮人的空间位置表明了政治共同体的界限；野蛮人的分布，无论是单独还是群居的，都处于城邦的外部。尽管这个现象并非西方所独有，但在本书中，笔者关注的是欧洲／西方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书中，我试图解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并阐述这种对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明／野蛮的话语也让我们注意到帝国主义，以及这样一种路径：即帝国主义一度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史的核心，而在对主权／无政府状态的传统论述中又出现缺席。进一步说，“野蛮”体现了一个话语源泉，整个20世纪的政治家们都从中汲取养分，现在仍然如此。

“文明”话语的重新流行是作为新的“文明的现实主义”出现的，其目的是试图在后冷战秩序中重新描绘帝国主义的地形图。这一举动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把西方表述为不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把众多的非西方文化野蛮化。正如坎贝尔和夏皮罗所说：“对那些几乎不带道德关注、利用文明话语来对待我们的‘文明’边界之外的事物的人来说，道德观和地形图的重叠从历史上看很明显。”本书的意图是，对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的有关文明／野蛮的话语进行考察，并阐述这一话语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政治功能。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在方法论上属于后结构主义。这种知识谱系强调“文明与野蛮”话语中的变化、混乱、移位。通过研究这些无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轮流变化。

当前国际关系中文明与野蛮话语的碰撞体现在3个领域。第一个是司法领域，考察特定的国际法律环境，探讨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话语。第二是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主要考察特定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利用文明与野蛮对立并将之具体化的。第三个探讨“文明”本身的话语，分析了这个词具体在政治上的使用。我把自己的工作也算在第三个领域内。

我在开罗的学生们非常熟悉亨廷顿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界定是歪曲事实的。接受亨延顿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观，无异于把19世纪的世界观强加到当今世界，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观强加出一系列涉及发展、全球正义和干预的伦理等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