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才的路上要舍得放弃

在成才的路上，个人只是一粒种子，而国家所提供的环境是土壤，包容和滋养着每一个立志成才的人。我1948年考入大学，1955年参加工作，我的事业发展见证着共和国从新生走向强大。

作为个人来讲，我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首先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勤奋。想一想，小时候我并没有什么超出常人的地方，我只是比别的孩子用功一些。比如说，上中学时有一年春节，同龄的伙伴都在欢度佳节，我却利用从正月初一到十五的半个月时间背了整整一本英文字典。读中学期间，我用课余时间读了好多书，尤其是一些名人传记。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拿破仑说过“决定一个目标之后就飞向目标，而不顾一切。”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多年来一直鞭策着我不断前行。

1955年，我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内科做住院医师。1957年，医院来了一位罗马尼亚血液病专家，医院里安排我去协助他工作，我的专业从此逐渐转向血液病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与王振义教授设计出目前仍领先国际水平的“凝血酶元活动度”等三种计算公式；1963年春节，我在实验室发现了计算“凝血酶元活动度”的二元函数公式；1964年我成功进行了亚洲第一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宣告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从此开始；1975年春节期间，我研究出了白血病细胞核面积测量和统计的新方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些成果，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比如说，别人经常看小说、电影，我就看得比较少；我小时候很喜欢琴棋书画一类的东西，会拉小提琴，在古诗文上下了很大功夫，歌也唱得不错，后来也慢慢放弃了；节假日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被我缩减得不能再少……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越来越好，我的医学科研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丰收阶段，几乎年年都有新成果问世，到2000年我已发表中英文论著230余篇。

1980年，我带同事一起创建了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当时条件还很艰苦，我把办公室让出来做无菌病房，自己则在过道里办公。我带人买了鼓风机和高效过滤器，用塑料布把房间分割成更衣室、药品室、病床区，用一张双层床改造成无菌床。经测定，符合国际标准，可以投入使用。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于1981年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这是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成熟的标志。二十几年过去，从这个简陋病房起步的血液病研究所已完成异基因骨髓移植230例，患者长期存活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白血病治疗基地。

1998年，我赴新加坡领取陈嘉庚奖。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亲手把“医药科学金质奖章”挂在我颈上，那一刻，我在想，这么多年专注于医学科学事业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幸福，赶上了国家繁荣稳定的大好时候，国家给青年成长提供了越来越优越的物质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所有一切都是鼓励人成长的，年轻人有那么多脱颖而出的机会。我要是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一定更加勤奋努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报效祖国和人民。